儒法之比较及其现代意义
胡银月*
摘要：纵观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学说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从其影响力来说，儒法两家是足具影响力的学派。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制乃在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不断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对当代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一． 儒家思想概说②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
“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
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 古代意义之法治③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
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
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
三． 现代意义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倡言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 法治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这一简约的概括朴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法治要以良法为基础。为此,他确立了一些立法原则。那么,什么是良法呢?尤其是从现代角度审视,我们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样的呢? 法自君出不会是良法;行刑重轻,法峻刑严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须体现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会每一成员的理性意愿,保障每一成员的人权,它是全社会每一成员共同参与并签订的公共契约。人们违反它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要承担“违约责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会之法律本身应是人民共同意愿的提炼,而不只是反映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则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只是赋予某些人特权。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 限制权力，法治亦是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场都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生长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也引进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远不像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改进那么简单。被移植的法律的规范制约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赖于植入地人文资源是否蕴含法治基因,有赖于植入地植被对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人文世界。“法治的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处理。”民主与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征,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承接和转化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即在社会秩序和规范中,“法治”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给中国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带来困难。
四． 借鉴和启示
虽然今天所倡导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几乎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二千多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具有客观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是对法的平等适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他们主张公布成文法，法应清晰、简明，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等。①法家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议论和专制王权的方式，与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们今天要的法治。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及专制王权，使得人们观念中缺乏法治的观念。今天中国提倡依法治国，实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增强人的法治意识,灌输自由意识、平等的观念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 即使有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所以,“人”仍然是关键。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宪政体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也都是从城邦的‘善’来阐释的,从而使法治观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理想观念品格。如果仅仅在法律层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层,不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无以最终确立法治观。”②权力从属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国家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西方人的这些传统告诉我们,他们的“法治”传统与我们的“德治”传统同样古老而长久。中国人选择了(这里的选择并非主观意志)“德治”为其根本,并影响至今，建立“法治”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也影响至今。但无论以何为根本,都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这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程序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程序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3月11日黑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本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条款制定。
第二条 省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以下简称较大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由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就其是否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省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进行审核。审核后向主任会议提出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批准。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之前，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应将所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及其说明文本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批准所报请的地方性法规时，由省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专门委员会作审核报告，常务委员会会议根据报告进行审议和表决。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批准所报请的地方性法规时，如果确认该法规有的条款需要修改或补充，可暂不付诸表决，由报请市进行修改或补充。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批准省政府所在地的市和较大市的地方性法规，由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并做出决定。
第七条 省人大常委会在接到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的正式文本后，应在两个月之内做出是否批准的决定，至迟不得超过四个月。
第八条 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省政府所在地的市和较大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报请的市的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由省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九条 省人大常委会批准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原则上适用本程序。
第十条 本程序自颁布之日起生效。
1988年3月11日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禁毒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禁毒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1年5月1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1年5月27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严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和吸食、注射毒品等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等法律、法规
，结合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务院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第三条 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和种植毒品原植物等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条 州、县人民政府设立禁毒委员会，统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禁毒工作。禁毒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乡、镇视需要设立专门的禁毒机构或者配备专门人员。禁毒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县设立常年戒毒所，列为特殊事业单位，所需经费列入县财政预算。乡、镇根据需要设立常年戒毒所或者临时戒毒所，所需经费列入乡、镇财政预算。戒毒所由本级公安机关主管，民政、司法行政、卫生等部门参与管理。
农村和城镇的村公所、办事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可以办戒毒班，对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实行集中戒除，公安派出所、保卫部门负责监督指导。
第六条 对查获的毒品、毒品犯罪的非法所得以及由非法所得所获得的收益、供犯罪使用的财物，一律没收。吸食、注射毒品的器具，一律没收，结案后予以销毁。
罚没财物一律上缴国库。
第七条 本州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行政、工商等部门以及海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禁毒工作中既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要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各有关部门对查获的毒品案件的管辖分工，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八条 本州内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镇、农村的群众自治组织和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九条 在本州内违反本条例的外国人、无国籍人，除国家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适用本条例。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进入我国领域的，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十条 吸食、注射毒品者，必须到当地公安派出所登记，并具结悔过，同时保证自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自行戒除毒瘾。拒绝登记或者逾期不戒除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 吸食、注射毒品者，经公安机关处罚后仍不戒除毒瘾的，由戒毒所实行强制戒除。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
第十二条 吸食、注射毒品者抗拒到戒毒所接受强制戒毒，情节恶劣的，经县级戒毒所所长或者辖区派出所所长批准，可以使用械具，强制入所。
接受戒毒者必须遵守戒毒所（班）的规章制度，违反规章制度情节严重的，经县戒毒所所长或者辖区派出所所长批准，可以使用械具或者采取强制隔离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吸食、注射毒品者因抗拒接受戒毒而自伤、自残或者在戒毒期间因戒毒发生疾病的，戒毒所应当及时抢救、医治，并通知家属亲友护理，费用自理；自伤、自残致死或者因吸食、注射毒品并发其他疾病死亡的，经法医鉴定确实后，按正常死亡处理。
第十三条 戒毒所（班）对吸食、注射毒品者采取思想教育、药物治疗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法实行管理。
接受戒毒者参加生产劳动表现好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给予适当奖励。
第十四条 州设立对吸食、注射毒品者实行劳动教养的专门场所，由州司法局负责管理。对接受劳动教养的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实行思想教育、生产劳动和强制戒除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管理。
劳动教养所应当设少年管教班，对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未成年人实行强制戒除。
因吸食、注射毒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员，戒除毒瘾后表现较好的，可以提前解除劳动教养。
第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因吸食、注射毒品被公安机关处罚的，有关单位应给予行政处分；送戒毒所强制戒除的，在强制戒除期间只发本人基本工资或者标准工资的百分之六十；实行劳动教养的，按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吸食、注射毒品的待业人员未戒除毒瘾的，一律不得招收为工人、干部；学生不得升学；已戒除毒瘾的，应当同等对待。
在校学生因吸食、注射毒品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送劳教场所强制戒除，保留其学籍。
第十七条 本州内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镇、农村的群众自治组织和公民，都负有禁绝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种植毒品原植物和吸食、注射毒品等违法犯罪的义务。发现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种植毒品原植物和吸
食、注射毒品等违法犯罪的人员，都必须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有关单位和组织对本地区、本单位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应当督促其到公安机关登记，具结悔过，保证限期戒除毒瘾。对需要送戒毒所强制戒毒的，应当负责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八条 单位和城镇、农村的群众自治组织，对经限期或者强制戒除毒瘾的人员，应当组成监督管教小组，负责对其进行监督教育工作，防止其再吸食、注射毒品。
第十九条 娱乐场所、饮食店和旅馆，应当把严禁毒品作为管理的重要责任。对放弃管理而发生毒品案件的，公安机关可以予以罚款，责令限期整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吊销其营业执照；其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本年度获得先进单位和文明单位称号的资格，并追究主管人员和直
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禁毒教育，发现学生吸食、注射毒品的，应当及时进行教育，并监督其限期戒除毒瘾；戒除毒瘾后返校的学生，学校领导和教师应当负责对其加强监督教育，防止其再吸食、注射毒品。
第二十一条 本州一切有运输工具的单位，应当加强对驾驶员和职工的教育和管理，防止犯罪分子利用运输工具走私、贩卖、运输毒品。对放弃管理责任造成严重后果，又隐瞒包庇的，除追究违法犯罪人员的法律责任外，还应当追究单位主管人员的行政责任或者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在本州内因生产、科研、教学、医疗需要使用、储运、经营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氯化铵等化学物品的，应当依照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办理手续，严格管理。
第二十三条 药品生产、销售部门和医疗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发布的《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和《精神药品管理办法》，对医疗使用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加强管理，严禁非法销售和非法使用。因玩忽职守或者其他原因造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流失的，要追究有关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
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村公所、办事处应当有专人负责禁毒工作，实行责任制，定期检查所辖区内吸食、注射毒品人员戒除毒瘾及巩固情况。发现毒品违法犯罪的，必须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可以在不同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相抵触的前提下，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居民公约或者村规民约，宣传和组织群众加强对吸食、注射毒品人员的管理。
第二十五条 本州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城镇、农村的群众自治组织的负责人，应当把禁毒作为重要工作，认真抓好，并列入年度考核项目。在禁毒工作中放弃管理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以渎职、失职论处。
第二十六条 未成年子女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对子女或者被监护人吸食、注射毒品放任不管的，其所在单位或者城镇、农村的自治组织应当予以批评教育。对拒绝、阻碍禁毒机关对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实行强制戒毒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检举、揭发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和种植毒品原植物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以及在禁毒工作中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保护和奖励。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企业事业单位，包括在本州内的中央和省属企业、事业单位。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经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三十条 本条例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1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