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
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湖政发〔2012〕18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湖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市政府第1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印发。
二○一二年五月三日
湖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市政府第1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湖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产生的新一届湖州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工作规则》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工作规则。
第二条市政府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总体部署，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坚决贯彻落实市委的决定、指示，坚持以人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加强民主建设，推进依法行政，优化政府服务，深化作风建设，强化廉政建设，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建设“四区一市”，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第三条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忠于职守，服从命令，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四条市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法律、法规行使职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提升服务水平，提高行政效能，切实贯彻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
第二章组成人员职责
第五条市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市政府工作部门的委主任和局长。
第六条 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的工作。副市长协助市长工作。
第七条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第八条副市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市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第九条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负责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
第十条市政府工作部门实行主任、局长负责制，由其领导本部门的工作。
市政府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顾全大局，精诚团结，维护政令统一，切实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
第三章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第十一条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第十二条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全市经济运行，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和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增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第十三条加强市场监管，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第十四条认真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着力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断完善社会管理的政策规定，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加强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区建设。培育并引导各类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作用。依法建立健全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第十五条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推进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进程，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健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和绩效评估制度，简化程序，降低成本，讲求质量，提高效能。
第四章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第十六条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健全重大事项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第十七条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的重要指示和决定、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收支预决算方案、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社会管理事务、市政府规范性文件、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需要由市政府决策的重大事项，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八条各部门提请市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以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或发展规划为依据，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县区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
第十九条市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可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条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市政府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第五章坚持依法行政
第二十一条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行使行政权力，强化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十二条市政府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制定并颁布政府规范性文件，及时修改或废止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规范性文件，确保规范性文件的质量。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要进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完善。
第二十三条市政府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省政府的规章、决定、命令。凡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报请市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或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
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草案，由市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工作按《湖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规定办理。
第二十四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维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第二十五条 按照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不断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科学设定执法部门的职责和权限。严格实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六章健全监督制度
第二十六条市政府要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依法备案规范性文件；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并认真办理市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和市政协提案，着力提高问题解决率和办理满意率。
第二十七条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按照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市政府各部门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司法监督和专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及时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第二十八条 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规范性文件和具体行政行为，并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九条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健全信访制度，完善大信访格局，确保信访渠道畅通；市政府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并每年安排时间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
第三十条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对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重大问题，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要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发布政务信息，重视群众和其他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行政行为实施的监督。
第七章工作安排布局
第三十一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搞好年度工作安排布局，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第三十二条市政府提出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确定需要讨论的规范性文件草案、市政府召开的全市性会议和制发的重要公文等事项，形成市政府年度工作安排布局，下发执行。
第三十三条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市政府年度工作安排布局，并及时向市政府报告执行情况。市政府办公室适时作出通报。
第三十四条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建立责任明确、协调有序、运行高效的工作机制和公正、客观的绩效评估机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工作落实。
第八章会议制度
第三十五条市政府实行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和市政府专题会议制度。
第三十六条 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市政府工作部门的委主任和局长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和研究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的重要指示和决定；
（二）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三）部署市政府重要工作；
（四）通报有关全市工作的重要情况。
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年召开一至二次。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第三十七条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和研究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的重要指示和决定；
（二）传达和贯彻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
（三）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四）讨论重要的政府规范性文件草案；
（五）通报和讨论市政府其他重要事项。
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半月召开一次，如有需要可临时召开。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第三十八条 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常务副市长及相关副市长，秘书长、相关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相关副主任，市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议由市长召集和主持，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市长办公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和研究贯彻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和省政府或省政府有关部门召开的全省性工作会议精神；
（二）研究决定需要市政府统筹协调的重要工作或重大活动；
（三）研究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第三十九条 市政府专题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或者受委托的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召集和主持。市政府专题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处理属于市长、副市长分管职责范围、需要统筹协调的业务事项；
（二）研究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意见；
（三）研究处理中央领导或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涉及面较广的具体问题所作批示的贯彻落实意见；
（四）研究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中的其他具体业务事项。
第四十条 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和市政府专题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具体程序按照《湖州市人民政府会务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市政府领导不能出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向市长请假；如对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可在会前提出。
第四十二条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由市长签发；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由主持会议的市长、副市长、秘书长或受委托主持召开会议的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签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宜于公开的，应及时报道。新闻稿须经秘书长或有关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审定，如有需要报副市长或市长审定。
第四十三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严格审批。凡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会议，统一由市政府办公室按有关规定办理；应由各部门召开的全市性会议，不得要求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的名义召开，不邀请县、区人民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需报市政府批准。全市性会议应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
第九章公文审批
第四十四条各县区、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公文，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规则》等有关规定，遵守行文规则，注重公文效用。除市政府领导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一般不得直接向市政府领导个人报送公文；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请示性公文，部门间如有不同意见，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主动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
第四十五条各县区、各部门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以及以市政府和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公文，统一由市政府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并按市政府领导分工呈批，并根据需要由市政府领导转请其他市政府领导核批，重大事项报市长审批。
第四十六条市政府报送省政府的公文，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的议案，由市长签署或签发。
第四十七条 以市政府名义发文，经有关副秘书长或办公室副主任审核后，一般由分管副市长或秘书长签发；涉及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经分管副市长或秘书长审核后，由市长签发。
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由秘书长或有关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签发；如有需要，可由分管副市长签发或核报市长签发。
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的公文，除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八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文件，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由部门自行发文或由相关部门联合发文，不得要求市政府批转或市政府办公室转发；要加快电子政务和网络化办公进程，提高公文办理的效率。
第十章作风纪律
第四十九条市政府及各部门要着力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大力倡导良好风气，努力提高服务水平，积极创建学习型机关、效能型机关、节约型机关。
第五十条 市政府领导要做学习的表率，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市政府通过多种方式，组织学习经济、科技、法律和现代管理等方面知识。
第五十一条市政府领导要深入基层、考察调研，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做到轻车简从不扰民。
第五十二条市政府领导一般不为部门和地方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因特殊需要发贺信、贺电和题词，一般不公开发表。
第五十三条 市政府领导出席会议活动、下基层考察调研的新闻报道和外事活动安排，按中央、省委和市委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四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中央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第五十五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外事纪律，严禁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等，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第五十六条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市政府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市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市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以及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经市政府同意。
第五十七条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和请假制度，遵守各项政务纪律。各部门要及时向市政府报告重要情况、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对职权范围之外的重大问题要按规定程序及时向市政府请示。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外出应按规定请假。
第五十八条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规范行政行为，增强服务观念，认真履行职责，树立“清醒有为、团结高效、勤政廉洁、一心为民”的新风。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下级的送礼和宴请；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市政府工作部门、特设机构、部门管理机构、直属单位适用本规则。
第五十九条前发《湖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湖政发〔2007〕51号）同时废止。
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中信赖推定之证成——欺诈市场理论局限性的克服
关键词: 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信赖/欺诈市场理论/相关性/知情交易者/非知情交易者
内容提要: 信赖要件在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的成立中至为关键。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实现投资者对信赖的个别证明尤为困难。欺诈市场理论解释力的局限促使我们在侵权责任的逻辑脉络中探寻替代个别考察信赖要件的路径，从而为信赖的推定寻找正当化依据。侵权的“相关性”结构以及信赖的“相关性”本质提供了分析的起点。知情交易者与非知情交易者的理论模型解释了投资者权利受损与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的“相关性”，进而解答了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中对信赖要件作特殊处理的根据。
“信赖”是普通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投资者对虚假陈述的信赖的证明尤为困难。举证难度使得该项证明责任的承担往往意味着事实上的败诉结果。然而，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首先是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的一种，应该因循侵权责任的分析逻辑。直接从保护投资者的立场导出信赖的推定难以获得正当性，也就难以逃脱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沦为投资损失保险的质疑。与之相关的是，贯彻信赖推定，使得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除了对明知虚假陈述的投资者可推翻其信赖推定之外，虽对证券信息毫不知情，但因虚假陈述所造成的股价异动遭受投资损失的投资者，是否应与实际依赖虚假陈述做出投资决策的投资者获得相同评价？
一、欺诈市场理论及其解释力的局限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Basic Inc. v. Levinson.一案中对欺诈市场理论的采纳最终确立了该理论在证券欺诈案件中的地位。欺诈市场理论依附的前提是效率资本市场假说，该说主张成熟市场中的股票价格是所有关于该股票的重要、可得信息的充分反映。因此投资者可以完全信任市场定价的准确性、公正性。欺诈市场理论进而认为虚假陈述扭曲了市场的定价过程，使错误信息反映在股价中，在愚弄了市场的同时也愚弄了对市场定价深信不疑的无辜投资者。这样，要求投资者证明对虚假陈述的直接信赖就显得多余。被告只有通过反证虚假陈述并未扰乱证券价格或者原告并不相信该陈述，其进行交易是基于与被告无关的其他原因方能推翻该推定。
欺诈市场理论借助效率资本市场假说，通过将投资者对虚假陈述的信赖解释为投资者对市场定价的信赖，正当化了对投资者信赖的推定，其重大贡献在于破解了投资者个别信赖证明的难题，便利了集团诉讼的进行。[1] （P167）然而，对欺诈市场理论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最为有力的批判来自对真实的投资策略的观察。“购买证券的投资者采用了以下两项策略中的一种：一是创设分散投资组合以规避投资于特定公司的风险；二是试图拣选受低估股票以‘击败市场’。在后一种情况下，投资者实际上赌定他们购买证券的市场是无效的。”[2] （P925）这样，欺诈市场理论中投资者对市场的信任变得不确定了。不仅如此，欺诈市场理论的前设也开始动摇。“一些学者对‘有效率资本市场假说’提出了质疑，提出了其他一些新的理论，如‘行为金融学’理论、‘噪音交易’理论、‘预期差异’理论等等。”[3] （P112）
同时，欺诈市场理论有其适用的特定市场条件。“从理论上讲，欺诈市场理论适用的市场条件只能是半强式有效市场。因为，强式市场假定股票价格已充分反映了所有信息，……因而无论被告是否披露虚假信息，证券市场的股价均不可能被歪曲。而在弱式市场上，股票价格只反映了历史信息，而对现存公开信息并无充分的反映，因此无论被告是否有欺诈行为，都不足以影响股票价格，投资者均无权依赖股票的市场价格。”[3] （P112）我国大陆股市整体上已达到弱势有效，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4] （P39） [5] （P39）这便成为借鉴欺诈市场理论的障碍。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8条、19条对信赖要件也作了推定处理，被告只有举证证明原告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投资才能推翻这一推定。“这一规定是以‘欺诈市场理论’为基础的，至少受到了‘欺诈市场理论’的影响。”[3] （P113）既然欺诈市场理论在解释我国内地证券市场的问题上作用有限，就必须寻找一种依据来解释对信赖要件所作的特殊处理。
欺诈市场理论试图借助效率资本市场假说来证成投资者对市场价格的信任，进而推定其对虚假陈述的信赖。当效率资本市场假说受到质疑或者市场的有效性不足，该理论便丧失解释力。同时，欺诈市场理论忽略了投资者以及投资策略多元化的客观事实，投资者对市场的普遍信任只是理论上的一厢情愿。
二、信赖的“相关性”本质
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首先是侵权责任的一种。探寻替代个别考察投资者信赖的路径，我们只能首先回归到侵权责任的理论脉络，追问信赖在虚假陈述侵权中的本质、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信赖成为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关于侵权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不仅是侵权本质的科学还原，在此基础上还能够指明发掘信赖要件本质的进路。Benjamin C. Zipursky教授以及John C. P. Goldberg教授发展了这一富有意义的理论框架，他们分析了侵权的“相关性”（relationality）结构，即被告的侵权行为与原告的权利受损之间存在“相关性”，并认为“相关性”是侵权的本质特征。[6] [7]
第一，“相关性”这一特征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描述性的，它契合了判例法中各种侵权诉讼的样态，即除非被告的行为是一种与原告“相关”的侵权行为，除非原告自身的权利在这一侵权行为中受损，否则即使由于被告侵犯第三方的权利而使原告间接受到损害，原告也无法胜诉。诽谤中的“针对”要件、财产侵权中的“占有权益”要件、过失中的“义务”要件，这些要件无一例外地是被告行为与原告权利受损之间的“相关性”在特定侵权类型中的表达。[6] （P11-24）正如在美国侵权法历史上的著名案例Palsgrafv. Long Island R. R. Co.中卡多佐法官所言，“原告必须证明针对她的一项侵权行为，也就是说，对她自己的权利的侵犯，而不仅仅是一项针对其他人的侵权行为，也不仅仅是行为的错误之处在于其社会危害性而不是对某人的侵犯。”（注：162 N. E. 99，100 （N. Y. 1928）.）
第二，侵权诉讼赋予私人通过公权力对侵权行为人施加责任的“权力”和“特权”[6] （P80-81），当且仅当被告的侵权行为与原告的权利受损存在“相关性”，才能触发这种“特权”。“我们的制度通常禁止私人和公权力对抗某一个人。但是，当公权力认可一项私人诉权时，它便赋予该个人通过公权力的强制系统对抗他人（剥夺其财产或强制其以某种方式行为）的权力与特权。……个人被授予此种权力以对抗被告的条件是：只有当依据法律她遭受被告侵犯时，只有当她自己的法律权利遭受被告侵犯时。”[6] （P5）侵权责任的准惩罚性解释了为什么会有“相关性”的要求。对抗他人的私人诉权本质上是依据法律对遭受他人侵犯的回应，因此只有在被告针对原告实施了法律上的侵权行为进而侵犯了她的法律权利时才是存在的。[6] （P5）
与侵权“相关性”结构对立的是侵权法的工具论主张（主要是法律经济学）。工具论者将侵权法规则视为责任规则的集合，将侵权责任规则建立在实现某种社会目标的价值取向之上，从而在侵权责任的成立上淡化了被告侵权行为与原告权利受损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原权利被解读为依据责任规则，何种损害将获得救济；义务则被解读为依据责任规则，何种行为将招致责任。由此，“法官判决案件时应该专注于怎样的责任规则能够产生社会可欲的结果，尤其是有效率的结果。从它将原权利的内容简化为救济权利（或诉权）的内容来看，这种看法是简化论的。由于它宣称诉权（和责任规则）的规范基础在于其作为达致社会效益的工具的能力，它又是工具主义的。”[6] （P44）
任何理论在某一特定情境之下、在面对某一特定问题时都有其存在价值，侵权法的工具论往往可以为某些疑难侵权案件提供一种合理的问题解决方案（注：例如著名的“汉德公式”。）。尽管存在解决问题的效用，侵权法的工具论并不具有揭示侵权本质的解释力，因为“原权利—侵权行为—侵权责任”是侵权法规则的常态。首先，责任规则是侵权法规则的唯一成分吗？实际上，除了责任规则，关系指令（relational directives）也是侵权法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虚假陈述侵权责任规则禁止欺诈他人；过失侵权责任规则禁止违反为避免伤害他人而应承担的注意义务；诽谤侵权责任规则禁止诋毁他人；殴打侵权责任规则禁止对他人人身的伤害；侵入土地侵权责任规则禁止使用或占有他人的土地……这些法律规则中的每一项不仅包含责任规则也包含具有指示效力（directive force）的法律规范。而且在每一个案中，规范的结构都是关系性的，而不是单向的。”[6] （P60）关系指令对应了“原权利—义务”这一社会生活规范的本来结构，无论是从社会常识还是从法律逻辑的角度，都是评价侵权责任的基础。
其次，哈特认为，“当一个社会群体有某种行为规则时，这一事实就为许多密切相关但却不同类型的主张提供了机会。因为就规则来说，有关的可能是：或者仅仅作为一个本人并不接受这些规则的观察者，或者作为接受这些规则并以此作为指导的一个群体成员。我们可将这些主张分别称为‘外在观点’和‘内在观点’。”[8] （P90）“外在观察者可能以观察到的规律性为基础，将偏离和敌视反应联系在一起，并能相当准确地预测偏离这一群体的正常行为将受到敌视反应或惩罚，且可估量其可能性。”[8] （P91）“外在观点，……所不能复制的是：规则在通常是社会多数的人们的生活中作为规则而发生作用的方式。这些人……把它们作为社会生活行为的指南，……违反一个规则不仅是预测敌视反应将随之而来的基础，而且是采取这种敌视态度的理由。”[8] （P92）
侵权法的工具论本质上就是一种“外在观点”。这是因为，作为其立论前提，侵权法的工具论将侵权法规则化约为关于“敌视反应”的规则——责任规则，它关注的不是权利人的原权利，而原权利、义务正是构成“社会生活行为指南”的要素，是采取“敌视态度”——侵权责任的一般理由。这也就决定了由侵权法的工具论发展出的侵权法规则在作用于社会生活时，不可能通过成员的“内在观点”，而只能借由成员的“外在观点”。通过提供“偏离”与“敌视反应”之间的“规律性”，形成成员对“敌视反应”、“惩罚”的预测，来达到预防侵权行为的目的。同时，这一逻辑甚至可以容纳成员在侵权行为与“敌视反应”之间进行权衡，从而做出仅仅是符合个体经济理性的选择，因为此时侵权法的工具论没有提供一种深入人心的“社会生活行为指南”以及“采取敌视态度的理由”。因此，侵权法的工具论虽然为特定的侵权案件提供了解决方案，它无法还原社会生活的原貌以及侵权的本质。哈特对义务性规则内在方面的分析表明，侵权法的工具论无论其立论前提还是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机理都不可能使之成为侵权法的常态，也就不能提供发掘侵权本质的合理进路。
侵权法规则作用于人们生活的主要方式并不是责任的威慑，而是通过关系指令指导成员的行为。成员行为所招致的侵权责任，其机理不在于成本收益的计算，而是该成员的可责行为对社会规范的背离、对其他成员原权利的侵犯。关系指令的真实存在与义务性规则的内在方面说明侵权法规则并不能化约为责任规则，侵权法规则作用于社会的机理并不仅仅在于权衡算计，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侵权法的工具论主张。更重要的是，它印证了侵权的“相关性”结构所依存的“原权利—侵权行为—侵权责任”这一侵权法规则的常态衍生路径以及完整逻辑脉络，而这一链条的节点正是“相关性”。
侵权的“相关性”结构为信赖要素本质与功能的发掘提供了指引。“信赖要素正是‘相关性’在欺诈侵权中的表达。它确保当欺诈案件中的原告寻求救济时，只有证明被告欺骗了她，才能够胜诉……信赖要件使欺诈侵权成为一项真正的侵权。”[9] （P1014）信赖要件的“相关性”本质与功能成为在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中替代个别考察信赖要件的侵权法上的逻辑起点。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如果可以发现证券虚假陈述中业已普遍存在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就可以替代投资者对证券虚假陈述的个别信赖，信赖要件的个别证明也就丧失了必要性，法典中的“信赖推定”就会获得证成。
三、证券虚假陈述中的“相关性”
替代对信赖要件的个别考察，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个体投资者的交易策略，对证券市场中原本丰富、多元的交易图景做笼统、武断的解读。恰恰相反，它的工作前提在于细致把握个性化的证券投资者策略，类型化地还原证券市场交易场景，从而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正当性。这是因为，“个人构成了人之科学中分析的终极单位，也是各种价值的最终归宿。”[10] （P7）将证券市场还原为个体投资者的交易策略并予以类型化将为“相关性”的分析提供有效路径。
证券市场的交易者可分为五类：内部人（insiders） （基于他们与公司的密切关系可以获知内幕信息，他们也具有为这些信息定价的知识与能力）、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 traders） （无法接近内幕信息，但他们愿意也能够调动资源收集与分析信息，以此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流动性交易者（liq-uidity traders） （他们的投资反映了在储蓄与消费之间的资源分配，由于不情愿花费资源持续地收集与分析新信息，理性交易者采取了购买并持有股票组合的策略）、噪音交易者（noise traders） （非理性地行为并运用不同的投资方法，他们往往自以为是，自认为占有了有价值的信息，实际上，他们盲目跟风、追随谣言以及没有经济理性的投资策略，或者因循与信息交易者一样的路数，却远没有信息交易者有效率）和做市商（marketmakers） （向投资者报出某些证券的买卖价格，并在该价位上接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在某一证券的供求上，他们消息灵通；在特定的公司信息上，则逊色于信息交易者）。[11] （P722-726）这一分类立基于观察不同交易者围绕证券市场的核心问题—— “信息”所采取的不同交易策略，接近经验现象。但正是由于它对经验现象的趋进所造成的较低的抽象程度，使得我们很难就此分析证券市场中交易者的互动结构，进而发掘证券市场的作用机制、运行机理。这就大大降低了该种分类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抽象的“逻辑的理念类型”，“‘逻辑的理念类型’虽然也是由经验中得来，但以其‘纯粹’的形态而言，经验现象中未必有其适例。较诸迄今考察过的类型，此种类型比较是思考的创作，于此涉及的是一种模型的观念，其系借强调个别的——实际观察而得的——特征以及，摒弃其他的特征而得者，其目的在于供作比较的标准。”[12] （P338）“借助模型使其各该‘典型’流程更为清晰，借着与‘纯粹的’类型相比较，更能理解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的混合形式。”[12] （P339）
知情交易者（informed traders）与非知情交易者（uninformed traders）（注：这一分类方法以及基于此对证券市场交易者互动结构的分析，参见AnatR. Admati and PaulPfleiderer，ATheory ofIntradayPatterns：Volume andPrice Variability，The Review ofFinancial Studies1 （1988）.不过，该文将与informed traders相对的证券市场交易者称为“liquidity traders”，显然，这里的“liquidity traders”和上述五类交易者中的“liquidity traders”内涵不同。）就是这样的“逻辑的理念类型”。它以证券市场中的信息为基点（注：证券的特性决定了信息在证券市场中的核心地位。证券是一种典型的“信任”商品。“信任”商品即“商品的内在品质难以通过勘查或使用来指示，而只能依赖于出售者提供的信息”。“证券本身并无实质的经济价值，它只是远离实际投资、生产和消费的价值符号，其价格只不过是对资本未来收益的货币折现，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具有浓重的主观色彩。这种特性，使得证券投资人对证券价值的判断，必然依赖于发行人所提供的信息。”参见于莹：《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剥离了内部人、信息交易者、流动性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做市商五类证券投资者在应对证券信息问题上方式、程度的差异性，将证券市场投资者类型化为纯粹的、极端的两类投资者。这种类型化如同我们忽略人性的复杂，以纯粹的“善”、“恶”标准将人极端地区分为“好人”、“坏人”，虽然随着社会阅历的丰富，我们会认识到这一分类的幼稚与片面，但它的确提供了一种认识人性的原初而有效的方法。将证券市场投资者类型化为知情交易者与非知情交易者也是背离经验现象的，比如它难以涵括上述五类交易者中的内部人与信息交易者的区分（这一区分往往意义重大），也很难给出噪音交易者的定位。但作为经验现象的抽象与凝练，它使证券市场运行的“‘典型’流程更为清晰”，也使我们“更能理解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的混合形式”。知情交易者与非知情交易者的分工与互动揭示了证券市场的运行原理。知情交易者的交易建立在对信息的获取、分析基础之上，他们的交易缩减了证券价格与价值的偏差，使证券价格趋于精准，因此这一类型交易者的存在促进了证券市场的效率性。非知情交易者的典型交易方式是分散的投资组合，他们的交易决策不是基于信息，而是基于储蓄与消费的转换或是其他原因，这一类型的交易者的存在促成了证券市场的流动性。非知情交易者所促成的流动性是知情交易者交易的前提条件，知情交易者所促进的效率性使非知情交易者在节省了获取、分析信息的成本的情况下得以相对精准的价格进行交易。
欺诈市场理论下的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评价中，对信赖的推定将为知情交易者、非知情交易者因股价异动造成的投资损失提供救济。欺诈市场理论在解释此问题上存在难以克服的两个局限。其一，欺诈市场理论依附的前提是效率资本市场假说。投资者对市场定价的信赖被用来解释和证成投资者对虚假陈述的信赖，从而正当化了对投资者信赖的推定。在知情交易者与非知情交易者的理论模型中，知情交易者所采取的拣选被低估个股、发掘价格背离价值的投资机会的策略表明，他们并不信任市场定价；非知情交易者购买股票组合的行为也难以证明他们对市场定价的完全信任。其二，欺诈市场理论适用于半强式有效市场，特定的适用条件排除了欺诈市场理论在广泛存在的弱式有效市场中的功用。那么，忽略对证券市场有效性的评价，是否存在对非知情交易者保护的一般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