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民事诉讼中的再审程序/李娜
时间:2024-07-12 04:46:59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973
简论民事诉讼中的再审程序
李娜
法院对具体案件所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将会产生终局性的效力，然而法院的裁判并非绝对正确，没有错误瑕疵，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错误的裁判是时有发生的。具有终局效力的法院裁判会给当事人带来重大的损失，产生“冤案”，严重影响法院的权威和公信力，由此，在我国的诉讼活动中产生了再审程序制度。
一、提起再审的程序
1、本院院长及审判委员会提起再审。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一经宣告或送达，就具有约束力，不能随意撤销、变更。本院院长认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确有错误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决定再审的应当中止原裁判的执行。
2、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应统治下级法院，调取案卷进行审理；指令下级法院审理的，指令到达之时，为再审提起之日。但是，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判的案件，上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需要指令再审的，应当指令第二审人民法院再审。
3、上级（并不等同于上一级）人民法院决定提审的，通过下级人民法院，提取全部案件材料，作出裁定，由自己进行再审；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说明情况，指出理由，并告知下级人民法院。下级法院接到上级法院的通知，应根据统治进行再审，并将再审结果告知上级人民法院。
4、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
（八）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九）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十）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一）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二、案件再审的程序
1、决定再审的裁定由原审法院作出的，中止原裁判的执行，同时另行组成合议庭不能适用简易程序，按照原审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原审合议庭人员不得参加再审合议廷。再审的合议庭可能会有陪审员，审理再审案件，原来是第一审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原来是第二审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原来是第一审法院审结的，再审时仍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理，审理后作出的裁判属于未确定的裁判，当事人不服的，可以提出上诉。原来是第二审法院审结的，再审时仍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审理后作出的裁判为终审裁判，当事人不得再提起上诉。再审案件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对于原告经法院传票拒不到庭的，不能按撤诉处理。因为提起再审与起诉、上诉不同，基于审判监督权提起的再审程序不是基于原告提起的诉讼或上诉开始的，而是由法律规定的机关或公职人员提起的，因而不能适用按撤诉处理的规定。
2、指令再审的案件。对再审案件指令再审，只限于上级人民法院对其下级人民法院所审理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对下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第二审裁判，不应指令第一审法院再审。
3、提审的案件。提审是指对下级法院已经审结但裁判确有错误的案件，上级法院认为不宜由下级法院再行审理，因而归自己审判。提审制度建立的基础，一是审判权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的原则，二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活动有审判监督权。
三、可以再审和不能再审的案件
原则上所有的生效判决都能再审。但也有例外，按照特别程序和非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能再审，也不能上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杰出婚姻关系的判决，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可以上诉。调解书只能由当事人申请再审，不能上诉。但当事人就离婚案件中的财产部分分割问题应分别处理：（一）涉及判决中已分割的财产，人民法院应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的规定进行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应立案审理。（二）如涉及判决中未作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再审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客观的讲，我国再审制度对于保障民事审判的公正性以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再审制度是本着“实事求是”、“有纠必究”的指导思想而设计的，不可避免的存在追求所谓的“实体公正”而忽视了法院裁判的稳定性。诉讼是特定化的解决纠纷的活动，具有其特殊的内在要求，再审制度的构建必须考虑影响其存在和发展的内在相互关系。对法院行使监督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缺乏必要的约束，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抗诉权的范围模糊，容易导致法院与检察机关的冲突，当事人申请再审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178条及188条的规定，现行民事再审程序的发动采取的是“三元机制”，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以及当事人均可依照法律的规定发动再审程序。现行再审程序的发动体现出极强的职权色彩，这与现代民事诉讼体制或妥当处理国家权力与当事人诉权的基本精神相悖。
再审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补救程序，有着区别于其它诉讼程序的特殊性，对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诉讼目的，避免因错误裁判带来的损失具有重要的作用，已成为社会正义法制最后一道防线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确运用再审程序，以理想的、健全的、合理的再审程序为追求目标，才能确保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合法性，从而维护法院的权威和社会正义。
(转载时请标出原作者）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李娜
网络隐私权侵权特点分析
由于网络隐私权与传统隐私权的界定、处置有所不同，因此，在网络时代，公民的隐私权很容易遭到侵犯而无法维权，网络隐私权保护应着重做到：提高用户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建立完善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强网络行业的自律性建设；开展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国际合作。网络上频频发生的所谓“艳照门”、“兽兽门”、明星的照片、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在网上曝光等事件说明网络生活中个人隐私被泄露已是不争的事实。关注网络隐私被非法侵害的问题，保护公民隐私在网络环境下的安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即指网络用户、网络内容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商通过网络从事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这种侵权行为在侵权形式、客体、范围及救济方式等方面与传统侵犯隐私权行为有很大区别。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发生在互联网络空间这种特殊场合下的侵权行为，场合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侵权行为与传统的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具体而言，互联网具有虚拟性、开放性、技术性、数字化、隐秘性等一系列特点，这是现实环境中所不具备的，而这种特征是网络环境下隐私侵权问题产生的最为主要的因素，这也使得个人隐私权保护在网络环境下应有不同的保护措施。网络环境下侵犯隐私权与传统社会条件下侵犯隐私权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侵权场所的特殊性使得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行为人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是通过虚拟的网络空间完成的，而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开放性决定了网络环境下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网络上显示的识别侵权人身份的资料通常情况下都是虚假的，侵权人在网上很容易掩饰自己的身份，因此，一些不法分子便通过网络进行一系列网络隐私侵权行为如网络攻击、非法刺探、搜集、加工、传播、利用个人数据等隐私性质的信息。另外，网络的技术性特征为包括个人数据在内的数据搜集、加工、存储、传播、利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网络的技术性使一般网络用户与那些具有技术优势的个人或企业存在技术差距，而这种技术差距使一般网络用户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个人数据资料已被非法泄露、传播或利用。
第二，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责任承担主体具有多元性。在网络环境下发生的网络隐私侵权行为，责任主体不仅仅是直接的一般网络用户，还包括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二者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有区别的，网络用户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承担一般侵权责任，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以明知或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为前提。
第三，侵犯网络隐私权更为复杂多样。网络的技术性为个人隐私的侵权提供了方便，使得个人隐私在网络环境中更容易受到侵害，同时隐私范围和隐私侵权形式方面相比现实环境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使得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更为复杂多样，如电子邮件地址、域名、IP地址等网络环境中特有的信息是否属于个人隐私，也即个人隐私的范围需要重新界定。又如对于提供网络接入、信息传播通道、传播空间、网络索引、汇编存档等及对网络信息的浏览、搜索、缓存、超文本链接搜索引擎技术支持服务等中介服务行为及其他一些可能涉及隐私侵权的行为是否构成隐私侵权等问题，即侵犯网络隐私权的形式更为复杂多样。对于界定是否构成侵权行为，目前来讲根据现行的法律尚无法判断。网络传播的互动性特征使得损害后果难以确定，像传播的范围、经济损失等难以界定。比如在网络侵犯著作权案件中，认定加害行为对受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有时十分困难。
第四，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认定存在较大难度。
主要是指被害人收集证据证明加害行为方面存在较大困难。网络用户通常都是以非真实姓名出现在网络中，这种匿名性特征使受害人很难找到真正的侵权人。
同时网页总是处于不断更新之中，即使是被害人通过截屏、网页备份等手段取得了证据，只要侵权行为人不予承认也难以取得证据的效力。
第五，跨地域性和国际性。网络具有无国界性的特征，隐私权的主客体、发生地等因素都具有国际性，网络传播不受地域限制的特征和网站之间的无限链接，使得加害行为实施地和损害后果发生地可以扩展到世界的任何角落，使侵权行为的影响突破了地域和国界限制。此类案件的管辖、法律适用和执行等问题也都会涉及国际私法的问题，这就使得网络环境下公民隐私权的保护需要各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春胜 刘 亮
今年4月底，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征求意见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再次审议。后续审议稿延续了初次审议稿对民事证据种类和排序的修改，将“当事人的陈述”由原来的第五项提至第一项。第六十三条被修改为：“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六）证人证言；（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也是案件事实的亲身经历者，所以“当事人的陈述”是证据来源之一或者说可以作为证据种类的一种。它的功能在于能够实现当事人参与诉讼，防止诉讼突袭，推动发现真实的诉讼进程，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然而，“当事人的陈述”重要性是否足以使之置于首位呢？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草案对“当事人的陈述”的修改有待商榷：
１.“当事人的陈述”不能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哪些证据材料具有法定的证据资格，这八种法定证据种类应当依其对认定事实的重要性排序。民事法律关系是根据当事人意思表示而形成的。在交易过程中，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通过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载体而完成。这些载体直接反映了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可是，“当事人的陈述”不是意思表示载体，而是纠纷产生之后对交易过程所涉及意思表示内容的重述。因此，在认定事实时，法官首先考虑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载体或者说证据材料。只有在法官认为有强化心证的必要时，才会考虑“当事人的陈述”。民事诉讼制度设计对“当事人的陈述”甚为谨慎，要求法官通过其他证据来确定“当事人的陈述”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例如，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直言之，只有其他证据材料印证了“当事人的陈述”，法官才可能把它作为“证据链”的一个环节。即使这一证据材料缺位，仍然不影响法官对事实的认定。
２.将“当事人的陈述”置于首位违背了证据排序的内在逻辑 证据种类顺序应当遵从证据的客观性到主观性的逻辑。之所以坚持这一逻辑安排，是因为它符合法官认定事实的过程。司法的过程是，法官根据该证据种类逻辑安排所认知的事实涵摄到三段论的小前提之中，再根据作为大前提的法律得出结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官陷入先入为主的思维，确保认定事实的客观性、中立性。与之相对应的立法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体现。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四十八条规定证据种类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３.“当事人的陈述”所涉及内容具有补充性、辅助性 正如上文所述，“当事人的陈述”不是法律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载体，而是纠纷发生之后对意思表示的重述。这就决定了它对纠纷所涉及的事实只能起到补充、辅助证明的作用，这从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可见一斑。《德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二编“第一审程序”中设置专节规定“讯问当事人”（包括第445、448等条）。该节分别规定了法官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询问当事人的规则、对方当事人拒绝的后果等。对当事人而言，应该由当事人证明的事项不能通过其他证据方法得到完全的证明，或者未提出其他证据方法时，可以申请向法官申请对另外一方当事人讯问；对法官而言，经过言词辩论、证据调查之后无法获得足够心证时，不论证明责任归属而讯问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规定：“法院根据申请或依职权,可以讯问当事人本人。在此种情况下，可以使该当事人进行宣誓”。它所涉及的内容是在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法官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讯问当事人。2000年2月，我国台湾地区修订《民事诉讼法》时也在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第五目（勘验）之后增加了第367条“当事人讯问”。上述立法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当事人协助法官发现真实，迅速裁判，但是“讯问”也仅限于法院认为必要时。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都视“当事人的陈述”为补充性、辅助性证据，交给法官自由裁量决定。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把“当事人的陈述”由原来的第五项提到了第一项的原因，立法机关并未对此说明。因此，只能根据法条结构和法学知识推理修法意图：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二十七条分别规定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的具体程序，它们都把“当事人陈述”放在首位，这与民事诉讼法理的辩论主义相契合。遵循这一思路，立法机关遂将证据种类的排序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把“当事人的陈述”置于首位，与庭审两个阶段的对“当事人的陈述”的处理保持一致，以凸显民事诉讼辩论主义的特色。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草案对“当事人的陈述”排序的这一调整不仅与证据法理相悖，而且忽视了审判运作的规律。如果此次修改民事诉讼法意图强调“当事人的陈述”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那么，就应该设立相应的证明手段使辩论主义下当事人陈述所阐明案件事实的内容和证明案件事实的内容（“当事人的陈述”）相分离，因为辩论主义下当事人陈述有两个功能，即阐明案件事实的功能和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由于两者交织在一起，有必要通过特定的程序机制使“当事人的陈述”的内容分离出来。譬如，当事人所陈述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可能被认定为“自认”，免除对方的证明责任，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还可以考虑借鉴国外和台湾地区立法例，通过法官讯问当事人的机制把当事人陈述涉及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的陈述”内容剥离出来，这才是修改“当事人的陈述”最关键环节。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