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初论

重庆,现代法学 发表时间：199802
田平安/杜睿哲
一、问题之提出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当今中国，法治正成为人们议论的重点，改革与发展的一个热点。君不见，国人在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问题讨论之余，其解决方法往往都要归结到加快法制建设上去。众所周知，法有实体法与程序法之别，加强法制建设，意味着一方面要加强实体法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程序法建设。程序法和实体法如同一辆摩托的两个轮子，对法制建设的价值而言，应等量齐观，它们之间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主从关系；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对于统治者而言，二者都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权利的工具。但长期以来，中国的法学界更侧重于强调令行禁止，正名定分的实体合法性方面，对程序合法性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没有或没有完全认识程序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主流的观点一直视程序与实体是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认为实体法是主法，程序法是从法，较有权威的《法学辞典》公开解释道：“实体法，亦称‘主法’、‘主体法
’，‘程序法’的对称”。（注：《法学辞典》（增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程序法亦称‘审判法’、‘诉讼法’、‘手续法’、‘助法’，‘实体法’的对称”。（注：《法学辞典》（增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914页。）
于是，如果从实体法与程序法关系的传统认识出发，我们必然得出追求

实体正义重要，追求程序正义次之的结论。此结论直接牵涉到对“依法审判”的曲解，“以完美无缺的实体法为前提，程序仅仅是以判决的方式产生出其结果来的机械性过程或就是这个机械本身。孟德斯鸠作为法治理想而描绘出来的所谓‘自动售货机’式的法官，正是这种程序观念的象征。”（注：（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第6页。）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评判某一诉讼结果正义的标准一般是看是否按实体正义的规定判决，很少关注程序正义问题。由于只强调程序的形式或工具作用，因而便有意无意地忽视或否定程序的独立价值。这种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几乎散见于法制建设的各个领域或环节：


（一）立法上的重实体轻程序现象相当突出。首先，立法的指导思想过分强调程序（法）的手段作用，忽视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条开宗明义规定：“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
惩罚犯罪，保护……制定本法”。丝毫没有肯定诉讼法实现程序正义的作用。刑事诉讼法如此，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也大体体现了同样的宗旨。其次，在立法内容中，不时闪现出重实体，轻程序的阴影。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
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
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这就意味着，原判决虽然违反法定程序，但未影响案件正确判决（实体正义），那么，上诉人所得到的结果极有可能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则。只有当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并影响到案件的正确判决（实体正义）时，法院才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可见，立法者关注的是实体判决的正确与否，似乎程序违法问题不大。迄今为止，我国程序法中尚无违反诉讼程序规范的法律后果的规定。马克思主义法学告诉我们，任何法律规范，都要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遵守者产生积极的法律后果，受法律保护；违反者产生消极的法律后果，受法律制裁。查所有的实体法律规范几乎都有相应的法律后果规定，而诉讼法中却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客观上造成的映象是实体法是硬的，程序法是软的，遵守与不遵守没什么两样，这就大大降低了程序法的价值。此外，我国具体立法中还缺乏操作性程序要件的规定，如契约解除，法律只规定了解除条件，而没有规定解除的具体程序。再如，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先予执行的条件，至于如何先予执行，却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


（二）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现象更为严重。在不少地方的不少法院，许多程序制度并未得到全面、准确的贯彻执行。先定后审、强迫调解、自调自记、一人查证、放弃管辖权、超期立案、超期送达、随意延长审限、不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等等，不一而足。令人不解的是，以上轻视程序的行为却并未受到应有的惩处。


（三）守法上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令人担忧。在不少老百姓心里，甚至在不少干部心里，所谓遵守法律就是指遵守实体法，程序法律意识极度淡薄，违反程序法不认为是违法。

二、轻程序根源探微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探寻轻程序的原因，笔者发现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历史的、政治的原因，也有经济的、文化的原因；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多种因素长期的化合作用才酿成现实的苦果。


（一）长期的计划经济铸成人们令行禁止的思维模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国后，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这一体制相适应，形成了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重集中、轻民主，重义务、轻权利是这一体制的重要特点之一。这样，社会利益的制定以义务本位为理念基础，指令性计划与行政手段是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的主渠道。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对利益的追求，不是通过民主、正义的程序自主选择，而是由指令性计划来设定，对这一结果的接受和实现不是以权利意识、自主意识为前提，正义程序为媒介，而是以牺牲精神为代价，至于对产生这一结果的过程或程序是否正义更显得毫无意义。可见，计划经济必然导致重指令和指令结果，轻程序和程序正义。并且，建国以后，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底子薄、起点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经济条件较差，必然使司法经费严重紧缺，办案条件差。这也是客观上导致轻程序的一个原因。


（二）在政治上，中国几千年的法制传统是“重人治”，轻法治；在法治环节上，重实体法轻程序法，造成诉讼的政治化倾向，审判的政策功能大大扩张。“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真正明法于众的王朝是屈指可数的，大多数的统治者宁愿百姓蒙昧于法，以便于他们的统治”。（注：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
法律出版社，1997年4月1日版，第298、298、278—279页。）统治者的愚昧政策， 专制统治，造成老百姓不知法，“疑法”、
“畏法”，进而“厌法”。
同时，“为了减少诉讼，建设统治者除制造无讼的舆论外，还从制度上限制民众的自诉权。有的诉讼当事人拒绝州县的判决，执意上诉的，则被视为‘刁民妄滋，兴讼成习’，先于权责之后再行审制。至于上诉的结果，在官官相护、官无悔判的传统习俗的笼罩下是不言自明的。（注：张晋藩，《
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4月1日版，第298、298、278—279页。）足见，中国古代政治传统滋生了执法官员的姿意、专断和对诉讼程序的轻视及破坏，极大地弱化了老百姓的诉讼意识、程序意识。


时至今日，“居家戒争论，处此戒多言”的习俗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市场。建国以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是力图加强法制建设，但因种种运动的冲击其成效不可高估。即或有所加强，更多还是放在实体法方面。再者，五十年代后期，我党主要领导人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并采用偏激的群众运动方式解决“阶级斗争”，最后形成十年动乱。群众运动解决问题的方式本身是以破坏社会秩序，牺牲正义程序为代价的。这种只关注结果不考虑过程，特别是正义过程（程序）的做法延伸到法制领域，轻程序就成为必然。


（三）在组织上，缺乏一支法律素质高，数量足的司法队伍。建国以来，司法人员的配备缺乏严格的民主程序，加之十年动乱，政法院校关、停，法律人才出现严重断层。八十年代以后，为适应法制建设的需要，国家将一部分非法律专业人员调配到司法系统，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别无他法的艰难选择，问题是“培训”工作未跟上，结果形成相当一部分审判人员业务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程序意识更为淡薄的局面。为提高全民的法律文化修养，以司法部牵头，连续开展了三次普法活动。应当说三次普法功不可没。但无庸讳言，普法宣传重视实体法，轻视程序法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试看各地印刷发行的普法读本涉及程序法内容的文字有几页几行？

公民程序意识不浓，客观上助长了司法人员滥用权力，违反法律程序的恶习漫延。

（四）长期身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是轻视程序（正义）的又一原因。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但同时又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封建社会的国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之一是追求惩恶扬善，维护等级特权，强调命令服从。体现在法律价值上侧重正名定分的实体合法，追求“无识”的理想境界。《周易·讼卦》说：“讼，终凶”，“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同时，“诉讼被认为官吏德化不足和缺乏政绩的表现。东汉陈宠便把诉讼的增多看作是吏治败坏所致，他说：‘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诉讼日百数’”。（注：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4月1日版，第298、298、278—279页。）在法律结构形式上，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诉讼法与实体法难辨，法与礼相融。政绩最辉煌的唐律疏义也未见有“诉讼”的专门规定，只在《大元通制》中方见“诉讼”名篇。在审判组织上法官与长官合一；在诉讼方式上，主观臆断，“刑讯逼供”司空见惯，当事人口供是诉讼的唯一目的，于是，重结果、轻过程，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手段便成为必然。久而久之，实体法相对发达，程序法极度落后，“法官”无证据规则的制约，当事人于法一窍不通，国家对不同等级的人采用不同的规则。案件的处理结果，不仅要“合法”，更重要的是“合情”。“追求合情，成为中国历史上对程序法制的发展危害最大的一个因素，这是因为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设计是为了限制姿意、专断和裁量”。（注：江伟，《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在法制建设中，
在人治与法治，实体与程序的讨论中，中国法学界对现代法制建设核心的程序问题，则很少有人关注。偶有讼者，也并未把程序看作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要素。

（五）在价值观念上，一方面，中国轻程序现象根源于对程序价值认识的不足以及程序正义观的欠缺。另一方面，在程序价值观上，受各种错误观念的影响。如“工具讼观念”认为既然程序只是一种工具，其目的在于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那么，只要达到实体处理的正确，不使用这种工具并无不可，仍然可以达到解决实体问题的目的，甚至为了便于实现实体正义，采用违反诉讼程序的其他方法不仅并无不可，往往还是必须的。受此观念影响，立法规定只是在违反诉讼程序而又因此影响了实体问题的正确解决时，违反程序才被当作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诉讼效益观”认为，当事人发生诉讼后，只求尽快得到解决，并不要求按什么程序解决。认为程序步骤多，手续繁杂，速度慢，不符合诉讼效益原则。受此影响，立法内容中，程序设置过于粗略，缺乏可操作性。
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印发《卫生部继续医学教育“十一五”规划》的通知


卫科教发〔２００６〕３４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部直属单位，有关高等院校，有关学术团体：
现将《卫生部继续医学教育“十一五”规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落实。


二○○六年九月五日


卫生部继续医学教育“十一五”规划

“十一五”期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也是卫生系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实现卫生事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发展目标和任务，进一步提高卫生队伍整体素质，在“十五”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的基础上，特制定继续医学教育“十一五”规划。
一、继续医学教育的发展状况
“十五”期间，各级卫生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卫生部、人事部《继续医学教育规定（试行）》，广泛深入开展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卫生部在人事部支持下，成立了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普遍组建了地方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全国已初步形成了层次清晰、运转灵活的继续医学教育组织管理体系；修订完善了项目审批、学分授予、项目管理、基地建设、评估考核、档案管理和远程教育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完成了“十五”计划提出的“县及县以上医疗卫生单位开展继续医学教育的覆盖率达到８５％、举办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活动的学科专业（二级学科）覆盖率达到８５％、继续医学教育对象获取学分的达标率达到８５％”的工作目标。继续医学教育已经成为医疗卫生单位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卫生技术人员提高能力素质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继续医学教育体系和管理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但是，在继续医学教育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发展不平衡，地区、城乡、学科、单位之间差异较大；继续医学教育资源不足和利用效率不高问题并存，继续医学教育的形式和内容还不能完全适应卫生技术人员的需要；继续医学教育活动监督管理薄弱，一些项目举办单位和组织存在滥办班、乱收费、乱发证和乱授学分等现象。
二、指导思想和原则
“十一五”期间，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努力贯彻实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落实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以适应２１世纪医学科学技术发展和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为导向，积极推进继续医学教育工作，不断提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业务素质和卫生队伍整体素质，为促进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人力资源保障。为此，必须坚持如下原则：
（一）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统筹地区、城乡、医疗卫生机构、不同学科间的继续医学教育发展，逐步缩小发展的差距，实现均衡协调发展。针对我国继续医学教育发展现状，经济发达地区要积极创造条件优先发展，力争在管理和质量上实现高水平突破，加大对其它地区的支持力度；鼓励中等地区实现继续医学教育目标；支持西部地区努力达到目标要求。
（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正确把握继续医学教育的目的、对象、内容和形式，针对不同地域、层次和专业学科的差异，因地制宜开展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并进行分类指导，推进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稳步发展。
（三）行业管理，统一规范。打破隶属关系和所有制界限，实行全行业管理，做到工作统一规划、组织实施统一领导、业务管理统一规范、信息服务统一高效，并实现资源共享与共同提高。不断完善继续医学教育法规和制度建设，逐步实现法制化和规范化管理。
（四）改革创新，讲求实效。坚持开拓进取，勇于改革创新，针对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探索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继续医学教育运行机制，创新管理体制。坚持形式与内容相统一，注重质量和效果。根据培训工作的实际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以学习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为主要内容，保持先进性、针对性和实用性。
三、总体目标
继续医学教育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在巩固“十五”成绩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继续医学教育制度，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开拓继续医学教育新领域，建立起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卫生改革与发展需要的继续医学教育有效运行机制。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县级以上医疗卫生单位开展继续医学教育的覆盖率达到９０％，乡镇卫生院达到６０％；开展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活动学科专业覆盖全部二级学科；继续医学教育对象获取学分的达标率达到９０％（西部、边远地区达６０％以上）。
（二）充分利用现代化管理手段加强对继续医学教育管理，全国至少有６０％的省（市）全面实施计算机网络管理，并采用远程教育手段开展继续医学教育活动。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定期对各地继续医学教育工作进行评估，每年都要对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检查项目数不低于举办项目数的１０％。
四、主要措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创造继续医学教育发展的良好环境。继续医学教育是卫生事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卫生人才战略的重要措施。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进一步确立继续医学教育的战略地位，切实加强对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的领导，提高继续医学教育在卫生事业改革以至构建和谐社会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制定继续医学教育发展规划和措施，为卫生技术人员参加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创造良好条件和环境，逐步使卫生技术人员树立“只有终生教育，才能终生执业”的观念，真正把卫生技术人员参加继续医学教育转变成自觉的行动。
（二）改革创新，完善制度，加强继续医学教育的规范管理。努力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继续医学教育新机制，不断完善和落实有关规章制度，使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推进继续医学教育法制化建设，创新继续医学教育体系，建立起有效的继续医学教育运行机制。要严格按照《继续医学教育规定（试行）》的要求，强化各个工作环节的规范管理，进一步加强对各级、各单位开展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的评估指导和项目活动的监督检查，不断提高继续医学教育的质量和效益，保证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
（三）重点突出，讲求实效，继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坚持“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围绕卫生工作重点，根据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加强传染性疾病防治、重大疾病控制、社区卫生以及医德医风、医学伦理、卫生法律法规等知识的培训，并列入全员培训的内容。充分利用各种继续医学教育资源和条件，加强协调沟通，发挥各个相关单位、组织的作用，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研究和把握远程医学教育的特点，组织制定远程继续医学教育的标准和管理制度，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手段，积极发展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和网络继续医学教育，使更多的卫生技术人员能够就近、方便地参加和学习相关的卫生技术知识。
（四）稳定规模，保证质量，加强国家级和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的建设与管理。严格按照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管理办法认可和管理国家级和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加强基地建设与管理，定期对国家级和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及其开展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进行检查评估和重新认可。基地要充分发挥学科和师资的优势，注重创新人才和学科带头人的培养。
（五）面向基层，注重实效，积极开展面向农村和城市社区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各级卫生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要采取有力措施，在政策导向和资金、项目安排上，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对农村卫生工作的支持力度，尤其要向西部和边远地区倾斜，积极组织开展面向农村和城市社区、面向西部和边远地区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卫生队伍的整体水平。积极组织与鼓励城市医疗卫生单位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面向农村开展针对性强、效果明显、推广适宜技术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
（六）科学管理，手段创新，加快信息化建设。根据卫生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加快继续医学教育信息化管理步伐。要疏通渠道，充分利用原有的信息、网络资源，构建多功能、高效率、方便适用的信息管理与传输体系。要建立国家级、省级继续医学教育数据管理中心，实时了解、掌握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活动情况和继续医学教育对象学分完成情况，建立统计报告制度，提高宏观决策的科学性和主动性。
（七）检查监督，定期评估，强化激励机制。要不断完善和严格执行继续医学教育考核、登记和评估制度，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充分发挥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和学科专家组的作用，定期对继续医学教育工作进行评估，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予以表彰，对出现的问题及时纠正。认真落实卫生技术人员继续医学教育完成情况与其考核、聘任、技术职务晋升和执业资格再注册等密切结合的有关规定。把开展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的情况和计划目标完成情况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和单位综合目标考核。
（八）增加投入，建立机制，保证继续医学教育经费。各级卫生部门、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建立费用分担机制，多渠道解决继续医学教育的资金投入问题。政府要切实承担起对人才培养的责任，增加对继续医学教育的引导性投入；当前条件下，单位是继续医学教育投入的主渠道，要把继续医学教育作为增强单位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从投入上向继续医学教育倾斜；卫生技术人员有参加继续医学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也是继续医学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应当承担部分费用；鼓励社会各界筹集继续医学教育资金，积极争取多方投资继续医学教育，建立健全继续医学教育资金筹集使用的良性循环机制。
（九）调查研究，加强合作，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根据工作需要，加强继续医学教育的理论研究，及时总结各地的经验，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积极探讨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继续医学教育运行机制，制定适合我国不同区域的继续医学教育质量标准。通过举办继续医学教育管理干部培训班、研讨会、学习考察、课题调研等形式，加强对继续医学教育管理干部的培训，使其掌握相关法律、政策、方法和手段，提高领导艺术和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