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相互办理委托事项的规定
1993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各海事法院：
为了使人民法院相互办理委托事项的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防止推诿扯皮、贻误工作，保证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及其他法律文书及时依法执行，从而提高审判工作的效率，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审判工作经验，对人民法院相互办理委托事项，规定如下：
一、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和执行过程中，根据需要，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调查、送达、宣判和代为执行。
二、被调查人或者被调查的事项在外地的，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当地基层人民法院代为调查。必要时也可以委托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代为调查。
三、委托外地人民法院代为调查，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出具委托书，提出明确的调查事项和要求。必要时，应当简要介绍案情或者附具调查提纲。
根据情况需要，受委托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作补充调查。
四、委托调查，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委托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委托书中对完成委托调查的时间有特殊要求的，应当在要求的期限内完成。因故不能完成的，应当在上述期限内函告委托人民法院，说明情况。
五、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需要勘验现场的，一般不应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调查。
六、受送达人在外地，或者虽在本地但由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以委托送达，由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将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交由受送达人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代为送达。
七、委托送达，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出具委托书，并附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和送达回证。委托人民法院对送达诉讼文书有特殊要求的，应当在委托书中说明。
受委托送达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委托书之日起七日内完成，并将送达回证寄回委托人民法院。因故无法送达的，应当在上述期限内函告委托人民法院。
八、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诉讼文书需要由有关单位转交送达的，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不得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
九、接受宣判的当事人在外地的，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当地基层人民法院代为宣判。明知接受宣判的当事人下落不明的，不应委托宣判。
十、委托宣判，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出具委托书和需要宣判的法律文书。委托人民法院对委托宣判事项有特殊要求的，应当在委托书中说明。
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委托书之日起七日内完成，并将宣判情况制作笔录；宣判后，及时将宣判笔录和送达回证寄回委托人民法院。
十一、在执行中，被执行人、被执行的财产在外地的，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当地基层人民法院代为执行。
十二、委托执行，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出具委托书和生效的法律文书。委托书应当提出明确的执行要求。有关需要说明的事项，应当另附函件。
十三、委托执行，受委托人民法院必须接受，并应当严格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的规定和委托人民法院的要求执行，不对生效的法律文书进行审查。
十四、受委托人民法院必须在收到委托书和生效法律文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开始执行，并在开始执行后，及时告知委托人民法院。
对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时间、期限和方式需要变通的，应当征得委托人民法院的同意。
十五、受委托人民法院在办理委托执行过程中，有权依法采取必要的执行措施。
十六、在委托执行中，被执行人和申请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协议内容告知委托人民法院。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或者翻悔的，对方当事人应当向委托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并由委托人民法院通知受委托人民法院。
十七、在委托执行中，被执行人申请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函告委托人民法院，由委托人民法院决定是否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
十八、在委托执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函告委托人民法院处理。
十九、受委托人民法院遇有需要中止执行或者终结执行的情形，应当及时函告委托人民法院，由委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受委托人民法院不得自行裁定中止执行或者终结执行。
二十、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申请人的债权，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在征得委托人民法院的同意后，严格按照规定的清偿顺序执行。
二十一、执行完毕后，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将执行结果及时函复委托人民法院；如果在三十日内还未执行完毕，也应当将执行情况函告委托人民法院。
二十二、委托人民法院自委托书和生效法律文书发送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收到受委托人民法院关于开始执行的通知的，可以请求受委托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指令受委托人民法院执行。
受委托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在接到委托人民法院的请求后，应当在五日内指令受委托人民法院执行，并将这一情况及时告知委托人民法院。
委托人民法院自向受委托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发出指令执行的请求之日起二十日内，没有收到该人民法院关于已经指令执行的通知的，可以再行向该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逐级请求。上级人民法院必须及时指令执行。
二十三、委托执行，受委托人民法院的执行员应当将执行情况制作笔录，在执行完毕后，交由委托人民法院存档备查。
二十四、在委托执行的执行过程中，受委托人民法院发现委托执行的法律文书有错误的，应当及时函请委托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在委托人民法院作出答复后，受委托人民法院如有异议，可以向委托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反映，但不得停止执行。
二十五、办理委托执行，委托人民法院不应收取执行费，受委托人民法院也不得向委托人民法院收取费用。在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收取。
二十六、被执行人、被执行的财产在外地的，根据需要，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到外地执行；要求当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的，当地人民法院应当积极配合，不得推拖、阻挠执行。
二十七、办理委托调查、送达、宣判事项，由人民法院审判庭负责。办理委托执行事项，由人民法院执行庭负责；尚未设立执行庭的，由有关审判庭负责。
二十八、受委托人民法院办理委托事项，应当建立登记制度，登记内容包括：委托人民法院、委托时间、委托事项和办理结果等。
二十九、受委托人民法院要把办理委托事项作为考核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岗位责任制，同其他工作一样进行考核和奖惩。
三十、上级人民法院应当督促下级人民法院及时办理委托事项。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报告办理委托事项的情况。委托人民法院也可定期或不定期向受委托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反映受委托人民法院办理委托事项的情况。
三十一、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不依法办理委托事项，造成重大影响或后果的，应当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应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审判工作经验初步总结（节录）
最高人民法院


（经中央批准，由最高人民法院作为第三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文件下达）
现在就几个主要的政策界限问题，提出以下初步的意见：
一、根据当前形势和敌情变化，对反革命分子应该少捕一些，少杀一点，捕的必须是少数非捕不可的人，杀的必须是极少数非杀不可的人。对于其他罪恶严重需要严惩的，也应该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较长期的徒刑。这样，既可以镇压敌人的凶焰，又可以使那些判处长期徒刑的反革命
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在长期的强迫劳动中彻底改造成为自食其力、对社会有用的新人。但是，有些审判工作人员不加分析地把某些危险性较小、可以在短期内认识和改正罪过的犯罪分子，也一律认为要判处长期徒刑，或者不分析犯罪性质、情节、甚至不分析是否犯罪，认为凡是斗争中捕
来的一律要判刑，而且一律要判处长期徒刑，这都是错误的。
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全面地贯彻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这是彻底分化、瓦解、孤立以至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极为重要的政策。对那些证据确凿、但是仍然拒不坦白、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与人民为敌，进行造谣破
坏、行凶报复等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应该依法从严惩处。对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应该根据他们坦白的程度予以减刑。罪恶不甚严重而真诚坦白的或罪恶虽然比较严重而坦白真诚，又有显著的立功表现的，应该免予处刑；经过调查对证属于假坦白的反革命分子，则应严肃对待，依法惩办
。对那些自动投案自首或真诚悔过并且有立功表现的反革命分子不予宽大处理，是错误的。但是应该把自动坦白和犯人在法庭上因为证据确凿被迫供认加以区别，对于后一种情况虽然不应该从严处理，但是也不应该按“坦白从宽”的原则处理。
二、在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必须把斗争锋芒主要指向一切现行反革命分子。对于特务、间谍分子，反革命组织的首要分子和骨干分子，经过宽大处理以后，仍然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现行罪恶很大的反革命分子，应该依法严惩。但是对于经过刑满释放、解除管制
、或者自首登记后的反革命分子因为生活问题而有一般的抵触、牢骚情绪，查明确非蓄意进行造谣破坏活动的，就不应该论罪。
在审判现行反革命罪犯的时候，必须纠正两种偏向：一种是忽视反革命现行活动的严重危险性，单纯强调“未遂”、“未造成犯罪结果”而宽纵的右的偏向；一种是不分犯罪情节轻重而一概重判的“左”的偏向。这两种偏向都是极为有害的。
三、对那些有历史罪恶的反革命分子，应该根据具体情节区别对待。对于那些在解放以后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或者历史上有严重罪行民愤很大的分子，都应该依法惩办；历史上虽有严重罪行，但能自首彻底坦白的分子，应该从宽处理。至于历史上有罪恶，但是
解放以后已经处理过，多年来确已安分守己，再无破坏活动的，一律不应再重新处理；对于经过处理但隐瞒了个别次要情节的反革命分子，也不应该看作是“假自新”再予判刑。对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应该依照“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五项的规定处理。

对那些只有一般的历史罪行，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另作适当处理。有些审判工作人员对“过去从宽”的政策采取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不加分析地盲目追究那些可以不再追究的历史罪恶，因而使那些已经悔过自新、久已安分守己的反革命分子增加了对政府的对抗
情绪，这对于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有害的，应该加以纠正。
四、在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中，必须严格区别反革命和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界限。必须把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中的骨干分子同一般的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加以区别（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中的骨干分子，是指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蒋匪军连长、警察巡官、宪
兵尉级以上的人员，相当于连长的还乡团中的骨干，县政府科长、乡长、县参议长以上有罪恶和有民愤的分子）；把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同一般的反动党团员加以区别（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是指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区队长——包括副职——以上和相当于
该级的其他反动党派如青年党、民社党、阎锡山的同志会等有罪恶和有民愤的分子。至于解放战争以前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包括汪伪国民党在内，如有严重的罪恶和民愤，也应该以反动党团骨干论）；把特务间谍分子同特务组织所雇用的勤杂事务人员加以区别（特务间谍是指解放前参加国
民党特务组织、汪伪特务组织或帝国主义间谍组织的分子；解放后参加特务间谍组织或受特务间谍机关指使潜伏、派遣的分子；或者在特务间谍组织收买下积极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分子）。
必须把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同现行犯罪活动问题加以区别。对于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或仅有轻微罪恶，解放后已经坦白交代，一向守法的人，由于政治上落后，对中心工作有抵触情绪，因而说怪话，或有一般轻微违法行为，应该给予教育，不要判刑。
在审理反革命案件和其他刑事犯罪案件中，应该注意审查被告人的政治历史情况。但是有些审判工作人员孤立地、片面地以“有无反动历史身份”作为认定是否反革命犯罪的主要的或唯一的依据，这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办，既可能使现行的反革命分子逃脱应得的惩罚；也可能把有一般
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来惩办。显然这都是错误的。
五、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必须严格区别反革命造谣破坏和某些群众落后的言行的界限。对于那些基于阶级仇恨，以反革命为目的，蓄意造谣破坏，煽惑群众，制造骚动的反革命分子应该按照反革命罪从严惩处；对于那些由于思想落后，不了解政策，或误信反革命谣言因而有不
满言行或无意识地传谣，或有轻微违法行为的落后群众，应该坚持说服教育；即使某些群众的落后言行已经给中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除了给予批评教育以外，不能当作犯罪行为加以追究。至于其中有严重违法行为或给工作造成了重大恶果的犯罪分子，自应依法给予一定的惩罚。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不仅有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而且还有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的斗争。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不能混为一谈。有些审判工作人员对这种斗争的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盲目地把那些由于觉悟不高，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有一般抵触、不满情
绪的落后群众，同基于阶级仇恨、坚持反革命立场、心怀报复而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混为一谈，以致把某些群众的落后言行，当作造谣破坏处理，这是完全错误的，有害的。
六、在处理包庇反革命罪犯时，首先应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以前的包庇行为和公布以后的包庇行为加以区别。对于在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以前，由于政治觉悟低而包庇反革命罪犯，除个别情节特别严重的以外，一般都不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其次，应该根据被包庇者
的罪恶大小和包庇情节，区别对待。包庇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多次包庇的，或者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包庇的，都应该从严处理；包庇罪恶轻微的反革命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对知情不报和有意包庇应该加以区别，不能把知情不报一律当作包庇反革命罪犯处理。


七、在偷窃犯罪中，打击的重点应该是惯窃、盗窃集团的组织者和大规模偷窃国家和公共财产的犯罪分子，对于这些犯罪分子都应该依法严惩。对于那些虽非以偷窃为业，但多次偷窃、数量较大或屡教不改的分子，也应该从严处罚。对于偷窃次数虽然不少，但数量较小、危害较轻的分
子，可以判处较轻的刑罚。对于一向勤劳守法、偶尔行窃的，或者确因一时生活困难行窃的，都应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给予教育，指出错误不许再犯，可以免予刑事处分。至于某些落后群众爱占小便宜的轻微违法行为，并不构成犯罪，不应该当作刑事犯追究责任，但应该进行批评教育
。解放前曾有偷窃行为甚至是惯窃，解放后没有继续犯罪的，一般不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在解放初期犯过偷窃罪行，多年来已洗手不干、从事劳动的，除罪恶重大的以外，一般也不要追究法办。
八、在流氓犯罪中，打击的重点应该是大流氓、流氓集团的组织者，引诱、教唆青少年犯罪或奸污、猥亵男女儿童的流氓分子和其他罪恶大、民愤大的流氓分子，对这些犯罪分子均应依法严惩。至于某些劳动人民、青年学生沾染一些流氓作风，有轻微的违反公共秩序的行为、或不正当
男女关系，不能当成犯罪，不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对其中偶尔有流氓行为情节轻微的，应该以批评教育为主，或建议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一般不应判刑。但对一贯有流氓行为，或屡犯强奸妇女、奸淫幼女罪行、严重捣乱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则应依法惩处。对于过去曾参加流氓组织或活
动，但早已改过自新的，不应该追究法办。
九、赌博对社会治安和群众危害很大，人民法院打击的重点应该是那些以经营赌场、聚赌敛财为生，或借赌博欺骗榨取人民钱财的赌头、赌棍；对其他屡教不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群众生产的现行赌博犯罪分子，也应该酌情予以适当制裁；对某些群众偶尔的一般赌博行为则不应该追
究刑事责任。有的人民法院对偶尔在春节前后邀集他人赌博或者因为雨天闲在家里偶尔赌博的农民当作“赌头”判处，甚至把农民每年在春节前后的一些赌博行为，逐年累计，以“惯赌”论罪，这都是错误的。
十、对于神汉、巫婆散布迷信思想、欺骗人民的违法活动，应该分别以下情况区别对待：对于那些以散布迷信（如求神、拜药）为掩护、制造谣言、煽动群众，进行反革命活动，或者以治病为手段进行敲诈勒索、奸淫妇女，或者借治病骗人，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分子，都应该依法严惩
；对于从事一般迷信活动，仅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应该由有关部门加强管理教育；对于并无犯罪行为的宗教迷信职业者和群众的迷信行为，人民法院不应该乱加干涉，尤其不应该按刑事犯判罪。
根据这一阶段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了保证今后在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中能够正确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必须采取如下的有效措施：
各级人民法院必须抓紧时机，结合学习党和国家的有关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其他有关文件，对1955年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以来所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和其他刑事案件进行一次检查总结。总结内容主要是检查执行政策的情况。总结的方法，首先把各种刑事案件分别不同
类型进行排队，逐案检查，找出典型案件，然后集体评议，作出总结。对于检查出来的错判案件，必须严肃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处理时，必须分清错误的性质，查明是执行政策上的错误，还是一般的量刑失轻失重，以便有分析、有区别地严肃处理。防止有错不改和不问偏差大小一律翻
案的两种偏向。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判案件，一律应该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来纠正，而不应该不通过法律程序就草率改判。



1956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