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法院当前信访存在问题及对策

信访制度，作为中国最基本的民意表达制度，是党、政府和法官密切与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但近几年这一民意管道出现一些与新新势不相符的问题。据权威部门的一份资料中显示，近期以来，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赴京访上升幅度大，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引起连锁反应，严重影响首都北京和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而在这些上访中，40%是反映公检法机关问题的，33%和政府行政工作有关，13%反映单位腐败，11%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还有3%的人被认为“属于精神错乱”。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如何使这一具有优良历史表达民意制度在法院里再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呢？笔者从下列三个方面浅析如下：
一、当前法院信访存在的问题
1、信访工作内容上的复杂性
根据“信访目的”统计看，“求决”和“申诉”分别占信访总数的三成和四成。“求决”主要针对政府的行政工作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农村问题、民事问题；“申诉”问题针对法院判决不服，对强制措施以及对诉讼和程序、国家赔偿和执行的不满等。“申诉”信访问题，一般通过法院信访部门努力是可以处访息诉的，但下列四个方面的问题单靠法院部门是较难解决的。
第一、企业改制、劳动及社会保障问题。其中，拖欠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工资、职工下岗失业后再就业困难、基本医疗无保障、社保基金不到位等，是集体上访中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
第二、是“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主要是反映一些地方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落实不到位，农民负担没有明显减轻;一些村组财务管理混乱、村委会换届选举不规范；一些地方违规征占买卖土地，补偿标准较低且被层层截留克扣，失地农民得不到妥善安置;乡村基层干部作风粗暴，干群之间矛盾突出。
第三、是城镇拆迁安置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城镇建设、拆迁等工作中不严格依法办事，补偿和安置不合理，拆迁户不能及时回迁，房地产开发不规范等问题。
第四、是基层机构改革中的问题。主要反映一些地方借机构改革增加编制、曾添副职，或借竞争上岗收受好处、安排亲友，以及精简分流搞一刀切等问题
2、信访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畅
目前，越级上访和进京上访的人员已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众多越级上访人，安徽人朱正亮和福建人张理积是醒目的两位，他们都选择以在天安门广场自焚这种激烈的方式，试图引起各界的关注，他们的代价是一个是浑身烧伤，一个是被以妨碍公共秩序罪判了6年徒刑。是谁促使他们用这样惨烈的方式告“御状”呢？是谁使这一具有优久历史的民意管道出现如此问题呢？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对信访举报进行压件。由于信访机构缺乏对职能部门的约束力，大部分信访事项被无形地压件消化掉了，许多信件批转到有关庭室就石沉大海了，使大部门的信访问题该在基层解决而未解决。
第二，现在的信访部门存在对上访群众采取一送了之、一接了之了的做法，治标不治本。这是造成重复上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现在的信访机构类似于一个“群众接待室”，做些“收收信件、听听意见、报告领导、等待处理”的简单工作，仅起着民意通道作用，但由于本身并不具备一定的权限而无法使这一民意管道畅通。
第四，信访部门职能的虚化、软化。当民众发现问题的最终解决权依旧掌握在有关职能部门手中时，他们就干脆直接寻找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解决问题了，这是造成越级上访大量上升的重要原因。
第五，相互推诿使本该得到及时处理的信访件得不到有效解决。上级部门按规定不直接处理信访问题，即使有人来信来访，也只是告知信访人到有管辖权的部门投诉，或是将信访件转到有关基层部门处理，于是出现了“相互推诿”的现象，造成信访件无法得到有效处理。
二、法院信访工作机制应当重塑
从上述信访存在的问题来看，无非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信访工作内容的复杂性，这些问题单凭法院部门的努力是没有办法的。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信访机构就应从国家制度建设的宏观和深层，推进民意的社会与政治管道中进行重塑，在国家政治结构中重新梳理，从长效上建立起纾缓社会矛盾的通道。这个问题涉及的内容很大，在此笔者不作探讨。笔者在这想谈的就是法院当前应当如何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下来重塑法院的信访工作机制。
（一）更新法院信访理念，确立法院信访工作的目标和思路。
法院信访工作做得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的稳定问题，而且还直接关系到法院审判质量问题。同时应当看到，法院的信访工作与政府部门的信访工作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级政府信访部门，她面对所有部门和社会的信访问题，但法院则只是针对自己的问题。基于对法院的信访工作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使得我院很快抓住了法院信访的源头性工作，即“公正审判，公正执行”、“准确解答，程序处访”、“以诚以信待人，以法以理服人，以德以廉感人”，并建立每月一次信访分析报告，从报告中所反映出来的各项指数作为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晴雨表和温衡计，作为院领导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参照信息，提出了信访工作应“增强忧患意识，确立社会危机感”，引导全院干警充分认识到信访工作的核心问题，克服不正确的思想认识，增强每位同志的信访工作使命感，并提出“谁家的孩子谁负责”，办案责任和信访责任合二为一。只要在这样信访工作的氛围下，就能在干警中形成了“人人是窗口，个个是形象”的共识。为信访工作提升奠定了思想根基，明确了目标和思路。
（二）科学建制疏通信访这一民意管道，以求准确掌握点和面的信访信息，终求信访工作主动性和程序性。
1、意管道，准确掌握点和面的信访信息，为阶段性有效工作奠定基础。
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官员长期习惯以打压的方式对待上访者，有的地方甚至打出“严厉打击越级上访”的标语，致使这一具有优良历史表达民意制度受到严重挑战，这一民意管道也受到严重堵塞。而法院信访工作则从疏通信访渠道开始。信访的“窗口”建设固然十分重要，但这毕竟是被动性抓好信访的一个方面而已，因此，法院不应停留在信访的“窗口”点和面上（即提高“窗口”的装备和力克“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这一层次上，而是结合法院的信访分布情况，主动收集信访信息，对老上访户和矛盾易激化户不是压制，而是主动访上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笔者认为，应着力完善了接访的工作机制，建立院领导接访为重，以立案庭为主，以各个业务庭为辅的大信访格局。这种格局经一些法院实践证明能够按预定的目标，全面掌握到当地法院信访信息，不仅能为阶段性排查工作奠定良好基础，而且能有效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发挥信访的延伸功能，用法律撑起一片蓝天的信访格局。
2、建立廉洁高效的处访绿色通道。信访信息有了，采集量有了，这仅仅是为做好信访工作开了个头，关健还在于处访的效果上。为此，为了使法院处访也能程序化、规范化，根据信访实质，应建立一套信访处访的流程管理制度，建立廉洁高效的信访绿色通道。在建立该通道前，首先建立信访工作流程管理，对信访工作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管理，保证信访渠道的畅通和行之有效的处访办法。信访工作主要环节有：接待、登记、分流、审查、处理、反馈和统计，在对这七个环节上实行动态跟踪管理，限定了各个环节的工作时间，从而保证一般来访件能当场答复的一律当场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在一定期限内给予答复。
3、赋予立案庭一定的协调权、监督权和建议权。立案庭的信访岗位处访过程涉及到其它庭的问题，可以行使一定的协调权和监督权。对于按信访工作责任制接待处理的上访，信访部门除进行登记外，有权对办理落实情况下达接访通知单进行监督。具体承办单位应按通知时限和要求进行办理，并在３日内填写接访处理回执单，将办理情况呈报立案庭信访督办组；对未及时和按要求办理的，有权发布信访工作通报，并及时报告领导研究处理；对领导接待信访决定办理的事项，有权督促有关部门落实办理；对来访内容涉及法官违法乱纪的，可直接将材料转交纪检监察部门，并协同办理。
（三）明确法院信访工作重点和短、中、长期的具体任务。
1、明确信访主要问题。法院信访问题主要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重点的信访问题。企业的重组或改制、城建拆迁和机构改革所引发的信访问题是目前短期信访工作的重轴之戏。在一些改革或建设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短期利益重新配置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发展到诉讼时，单凭法院力量是不好处理的，也容易引发集体上访问题。对此类问题，法院则应以“大局意识、宗旨意识和社会危机意识”为指导，在争取党委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的同时，充分应用法律杠杆功能进行疏导和排难，确立当地改制规则。
另一方面则是正常的信访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人们对司法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司法滞后性提供的司法服务之间矛盾引起。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我国民事程序设置有一定的缺陷，影响到当事人对审判结果的接受，对审判质量发生质疑，此类问题仍是群众上访的原因之一；2、执行程序无法像审判程序那样较为集中和公开，致使当事人对执行不到位的案件归责于执行人员的不公，或有些执行人员怠于执行所引发的上访现象。3、民商事申诉复查时间过长引发上访现象也是存在。
2、明确信访的短、中、长期目标。基于上述一些问题的认识，各地法院应当明确信访工作的总体规划，并制定出短、中、长期目标。
短期目标集中在立案庭里来完成，在立案庭里建立快速接访和处访机制，快速接访和处访体现在立案庭内安装了信访接待和立案咨询专线电话，设立专人接听。群众不仅可以通过该电话反映问题，及时得到答复，而且可以通过电话预约院长接待，获得有关领导的解答。
同时设立常规缜密接访和处访机制，法院应本着取信于民和便民、利民的原则，坚持领导带头，对来访的人民群众不推不挡，做到有访必接、有信必复，逐人逐件地予以处理。对于正在审理或执行中的案件，能马上解决的马上找有关部门和人员当场予以解决；对于已经审结或执结，涉及有关程序方面等问题，或者因时间较长，暂时解决不了的，由信访组做好登记，限定时间予以答复。而且建立处访的相对独立程序，让当事人从程序上感受到处访结果的公正性与价值性。
中期目标主要由各个业务庭完成（即抓好审判质量和执行效率），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完成。一方面是通过“凸显程序每个环节，彰显实体公正”来减少信访量。不管怎么说，信访工作当然要有个中期目标，不能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次，应当从源头性工作抓起，群众针对法院上访无非就是办案质量问题和队伍建立问题，对队伍建设问题老百姓也只能议论议论而已，要发展到上访也只是极个别。因此可以说，来到法院上访或针对法院上访的基本上都是反映审判与执行不公的问题。为此笔者建议，信访最终问题还是“解铃还得系铃人”，但如何真正来提高办案质量呢？这是个大问题，特别目前法官队伍还不具有个性化公信力时，为提高当事人对审判结果的接受，办法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大办案程序建设，把一个复杂性的程序工作变得十分具体，应当制定出《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公开排期开庭制度》、《执行工作管理制度》等制度，“凸显程序每个环节，来彰显实体公正”。实践证明这些举措在一些法院的成功实施得到当事人极大的信赖，可以真正实现案结事了的信访中期目标。
另一方面是通过理性化的庭前调解，来促信访量下降。今年来，一些法院在立案庭里建立起具有相对独立程序的庭前调解机制，并建立调审相对分离的庭前调解模式，使庭前调解在效率化基础上实现了理性化和形式高等化，极大促进调解案件意志自治和质量的提高。在这种模式下实现的庭前调解案件中，当事人反悔或申请执行很少，调解理性化和形式高等化也充分体现其中。最终当事人止争息讼了，也真正实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
（四）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办案责任与信访责任合二为一的责任追究机制。
1、加大队伍建设，严防因队伍问题引起上访。针对社会各界对法院提出的期望和建议，法院应突出重点，着力解决好法官职业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问题，是否与当事人有“三同”问题，并向社会公开承诺，凡对当事人态度冷、硬、横，工作作风差、纪律懒散的调离工作岗位；对“吃、拿、卡、要”和违法审判违法执行的，视其情况，作出相应的处理。对超审限无正当理由的按照“两个办法”的规定予以追究。这些措施实行后，队伍只要没有问题了，也就不存在针对法院干警提出上访的现象。
2、强化信访责任追究制。信访是反映案件质量和审判作风最直接、最敏感的窗口。可是，当前法院很少建立信访奖惩机制，导致责任性上访不断，损害了法院形象，败坏了法官声誉。为实现信访工作与奖惩机制的对接，法院应制定了“办案责任与信访责任合二为一的信访责任追究制”，明确了什么是责任性上访，规范了追究责任性上访的程序和标准，有效地抑制了责任性上访。以往，法官只管审理案件，结果官了民不了，案结事不了。新的信访机制将审判责任与信访责任相对接，谁承办的案件引发的问题谁负责。让每位法官都增强了事业心和责任感，不仅力争把正在审理的案件办成“铁案”，而且都主动做好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工作，真正做到“官了民了，案了事了”。
（五）开拓创新，勇于实践，积极探索信访工作长效机制
申诉和申请再审，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项权利，也是信访工作建立长效机制的突破口。但法律对申诉复查并未作详细的规定。这就给人造成“暗箱操作”的印象，以致少部分案件当事人不服裁判，反复申诉上访甚至多头上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稳定。为了使申诉和申请再审规范化，法院应针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实行公开听证，但同时也规定，当事人只有闯“三关”，才能进入实体审理。第一关是接待法官的初步认定；第二关是信访合议庭的合议；第三关是院审判委员会的审查。如果认定不符合再审条件的，耐心做好服判息诉工作。
应当说，目前信访机构虽未从国家制度建设的宏观和深层，推进民意的社会与政治管道中进行重塑，在国家政治结构中重新梳理，未从长效上建立起纾缓社会矛盾的通道，但法院的信访工作，不能等待，只能以最主动积极的方式来把法院信访工作推向理性化和形式高等化，并积极纾缓着社会交汇到法院的各种矛盾，用法律撑起信访一片蓝天。
（漳平市法院叶文炳，联系电话：0597-7523964）




英国与法国行政审判组织比较分析

作者:丛彦国

英国和法国分别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二者的法律体系和法院体制有着显著的不同，特别是在行政法和行政审判组织上，为了深刻的分析和比较两国的行政审判组织，本文从历史和现状这两个层面进行阐述，进而分析其内在的形成因素，这对于进一步研究这两种类型的行政审判组织的合理性会起到一些作用，也会对我国进一步完善自身的行政审判组织有一些作用。
一、 英国、法国行政审判组织的概况及其区别
英国的行政审判组织是以普通法院为主导的，包括隶属于普通法院的行政裁判所。英国的普通法院大致可以分为中央法院和地方法院。中央法院分为最高法院、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和上议院；地方法院分为治安法院和郡法院。其中最高法院由高等法院（内设有王座分院、大法官分院、家事分院），上诉法院和皇家法院组成。[1]
如果从审理案件的程序来划分普通法院，可以把其分为民事法院和刑事法院两个体系。英国普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一般的民事程序，即行政案件是由民事系统的法院管辖的。民事系统的法院按审级可以分为郡法院、高等法院、上诉法院民事庭和上议院四个审级，但并非每个审级的法院对行政案件都享有管辖权，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如果对王座分院的判决不服，可以向上诉法院民事庭提出上诉；如果对上诉法院民事庭的判决不服，还可以上诉到上议院。至于英国的行政裁判所，是其普通法院相对低效率的代替物。[2]根据英国的实践，可以分析出行政裁判所的性质是由议会设立的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关，是普通法院的补充，而不是行政组织。
法国的行政审判组织与英国有着明显的不同，是与普通法院平行的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对绝大多数的行政案件进行审理，其判决是终审判决，不能再向普通法院提起上诉。但是，行政法院也不是审理一切行政案件，有些与行政有关的诉讼，如涉及个人自由、私人财产等某些方面，是由普通法院管辖的。
法国行政法院按其管辖的不同，可以分为专门行政法院和普通行政法院。前者只对特定的行政事项有管辖权，如审计法院、财政法院等。后者的管辖范围广泛，凡是不由专门的行政法院管辖的争议，都由其管辖。
普通行政法院有最高行政法院、上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法庭和行政争议庭四种。最高行政法院在法国的行政制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既是中央政府最高的咨询机关，又是最高行政审判机关，是全部行政法院共同的最高法院。上诉行政法院是根据1987年的《行政诉讼改革法》而设立的，旨在减轻最高行政法院的负担，分担最高行政法院大部分上诉审的管辖权。[3]地方行政法庭是法国本土和海外省的地方行政诉讼机构，而行政争议庭是在没有建省的海外领地的行政诉讼机构，二者都是普通行政法院。行政法庭的判决根据性质的不同，分别上诉到行政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英国的行政审判组织，不管是普通法院，还是行政裁判所，都属于司法机关。而作为法国行政审判组织的行政法院，是与普通法院并列的，二者互不隶属，行政法院自成一个独立的法院系统，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所以，法国存在两大系统的审判机关，前者是普通法院，后者是行政法院，二者有着不同的审判管辖权。
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和比较享有行政审判权的英国的普通法院和法国行政法院，有必要考察它们的形成过程。
二、 英国、法国行政审判组织的形成
英国行政审判组织产生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普通法取得和控制行政审判权的过程，也就是说普通法院享有对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权。这是来源于英国的普通法和法治原则的要求，同时又是历史经验的产物，而非理论的产物。[4]
在英国历史上，在地方起各种行政管理作用的治安法官，受到巡回法院的法官的监督。巡回法官在他们自己的地区传达国王发布的命令，处理违法和渎职行为。都铎王朝时期，枢密院加强了其上诉活动。而枢密院的上诉活动是通过星座法庭来行使的。星座法庭可以对不服从治安法官的人予以惩罚，有权谴责治安法官或自己取而代之。1642年星座法庭被废除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取消了枢密院的很多权力。这样，中央对治安法官的监督完全由普通法院来承担。此时普通法院中的王座法庭乘虚而入，通过法庭实行行政控制的时代开始了。[5]王座法院发布强制令、调卷令，并且采用其他救济手段。任何一个希望对行政执法的合法性以及其他当局的合法性提出挑战的人都可以得到救济。此时，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审判组织就产生了，这就是高等法院中的王座法庭（又称王座分院）。
法国行政审判的产生过程，就是行政法院的形成过程，最重要的就是最高行政法院的确立过程，最高行政法院创建于1799年，称为国家参事院。国家参事院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旧制时期的国王参事院。国王参事院是辅助国王统治的机关，行使国王所掌握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可以向国王提出意见，没有属于自己的权力。在司法方面，国王参事院掌握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的最后审判权力。拿破仑仿效国王参事院，设立第一执政的顾问，以顾问资格向第一执政提出解决行政争议的建议。因此，国家参事院在行政诉讼方面的裁决权力是行政国家元首所保留的权力。在1806年，国家参事院成立一个诉讼委员会集中执行行政争议裁决职务，自此，行政争议的裁决和咨询职务分开。诉讼委员会的成立是行政审判向专业化和独立化发展的开端。1872年的法律规定参事院以法国人民的名义独立作出裁判，而不是行政国家元首所保留的审判权。这对于国家参事院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享有了法律上的审判权力，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行政法院。1889年最高行政法院以判例的形式推翻了起诉前要先向部长申诉的限制，最终确定了最高行政法院的独立性。
三、 英国、法国行政审判组织的形成因素及其比较
法国之所以建立行政法院作为其行政审判组织，是基于大革命时期对三权分立原则的理解和对司法机关的普通看法。[6]这与前面提到的英国的情况大不相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国的司法机关和法官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同
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大陆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司法非常黑暗，法国则是其典型。当时，巴黎最高法院为贵族所把持，是一个反对任何改革的顽固封建堡垒。它除了拥有司法权外，还有一项重要的特权，即国王的敕令在公布前须登记。它 常常利用这项权力维护封建特权，反对革命。因此，掌握在封建势力中的法院和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行政部门之间矛盾激化。[7]从而，行政部门和法院之间渐渐产生了互不信任关系。如果国王向全国实行较开明和进步的法律，法院要么拒绝适用，以与新法的宗旨相对立的立场来解释新法；要么就阻碍官员们实施新法，民众对司法机关和司法权存在着普遍不满的思想。法国大革命发生后，制宪会议为了避免法院对行政的干扰以及削弱法院的作用和影响，因而禁止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所以，在当时的法国，对行政的监督是不可能由司法机关来承担的。
英国法律具有原生性，普通法是由威斯敏斯特法院发展起来的，英国的法官有着很高的声誉。以普通法院大法官科克为代表的一批英国法官，不顾自身安危，敢于和专横的王权斗争，[8]这获得了人民的普遍信任和尊敬。在英国人的心目中，普通法院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最有利的工具。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普通法院和议会结成同盟与国王斗争，在1642年废除了星座法院和除大法官法院以外的其他特权法院。由于星座法院的不良影响，特别的行政法庭在英国人来看，是行政机关专横权力的象征，因此反对设立特别的裁判机构。同时，英国不存在对于法官和司法干涉行政的恐惧。另外，普通法院也的确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司法机关，没有必要在此之外另设新的司法机关。所以，英国的普通法院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司法审查权，成为行政审判组织。
（二）两国对行政法的看法以及对法治原则和分权原则的理解不同
上面提到了英国的普通法，其特点就是不严格区别公法和私法，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相互之间的关系，原则上受同一法律支配，受同一法院管辖。基于此，在英国传统法学中没有行政法这一部门法，也没有明确的行政法观念。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戴雪认为，行政法是法国保护政府官员特权的法律。在这种体制下，调整政府和公民的关系的法律规范与调整公民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是不一样的，相对应的是由两种不同的法院系统来管辖。前一体系给予政府官员特别保护。这是违背法治原则和破坏自然公正，在英国不能存在。[9]总之，戴雪认为行政法对英国人的法治、普通法和宪法自由而言，都不相容。
但是，英国并不是像戴雪所断言的那样，根本没有行政法，相反，英国行政法有过很长的历史，但以现代的形式出现却是17世纪下半叶的事，现在英国行政法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原理原则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10]实际上，行政法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依法行政，这也是法治原则在行政法上的直接体现。依法行政这一法国行政法中的核心内容，因戴雪反对行政法的观念而没能成为英国政府的行政原则，但却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司法审查，也就是普通法院对行政的监督和控制。
首先，英国的司法审查是建立在越权无效原则基础上的。英国学者对越权的解释非常广泛，适用范围很宽，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违法情形。[11]其原因要源于英国对法治原则的理解。英国的法治原则有四层含义：第一，“任何事件都必须依法而行。将此原则适用于政府时，它要求每个政府当局必须都能够证实自己所做的事是有法律授权的，几乎在一切场合这都意味着有议会立法的授权”；第二，“政府必须是根据公认的，限制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和原则办事”；第三，“对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应当由完全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法官裁决”；第四，“法律必须平等地对待政府和公民”。[12]从中可以看出，英国法治原则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政府的，即政府行使权力的所有行为，或者说所有影响他人法律权利、义务和自由的行为都必须说明其严格的法律依据。
其次，法治要求有由议会制定的一整套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规则，而法院运用这些规则来对行政进行监督和控制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所以，法治要求法院控制政府权力的滥用。另外，法院还必须独立于政府之外，这样才有能力和资格裁判有关政府行为是否合法，这也体现了自己不能成为审理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法律观念。
最后，尽管政府有着很大的权力，但是在法律面前，政府与每一个公民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政府应当守法，不许越权，否则就会遭到法院的司法审查。通过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英国行政法最核心的含义就是“它是关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13]
法国大部分学者在其著作中认为“行政法是调整行政活动的公法”。[14]法国与英国不同，其属于大陆法系，大陆法系的法学家认为法律可以分成公法和私法两种不同的法律规范。用以调整私人之间的规范不能机械地适用于涉及到国家或公共机构的关系，而真正适合的可能是其他规范，这些规范就构成了行政法。而且法国行政法的存在仍是造成法国法区别于英国法的重要因素，法国行政法与英国行政法是很不相同的。法国行政法包括了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整个领域：它涉及了财产法，例如征用土地，土地管理和城市发展规范；它还涉及到契约法，例如被委托提供公用事业的私人企业的义务和缔结行政合同的程序；它还涉及到侵权行为法，例如国家因为行政法规对个人造成不公正的损害所产生的责任等等。而在英国，按照惯例，这些应该分别由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来加以规范和调整。
我国学者王名扬认为，法国人在大革命时期，在处理法国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上所运用的分权原则，就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相互独立，普通法院不能干涉行政，因此不能审理由于行政事项而发生的诉讼。[15]对分权原则，法国人强调权力的制约，认为权力分立就必然要求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立，司法机关不能审查议会立法的合宪性，也不能审查行政机关行为的合法性。
实际上，分权学说本身与禁止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没有必然的联系。行政诉讼也是一种诉讼，一切诉讼的审理和裁判都应属于司法权的范围。根据分权原则，应当由普通法院来管辖，行政机关则不能享有司法审判的权力。尽管行政诉讼与行政机关的权力行使密切相关，但是行政诉讼的本质并不是行政权力的运作。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对分权原则的这种理解使其认为行政诉讼就是行政本身，所以禁止普通法院干涉行政，也就是禁止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为了保证行政权的完整性，法国在行政系统内部设置了一个行政法院系统，并赋予其很大的职权，行政系统成功地从自身发展中创建了一套特别的监督和控制行政权的机制。这一机制是由行政发展而来，但却有着高超的法律技术。英国人也承认法国行政法院成功地对行政部门实施了真正的司法控制，提高了行政水平。它们完全是公正、客观的法院。[16]
总而言之，由于英国和法国作为两大法系的代表，在法院和法官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存在差异以及两国对法治原则和分权原则的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行政法律制度。但是，无论是英国的普通法院还是法国的行政法院，都以自己的特色成功地调整着行政诉讼法律关系。

参考文献:
[1] 参见韩大元：《外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2] 参见王学辉：《比较行政诉讼法》，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
[3] 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8页。
[4] 参见王学辉：《比较行政诉讼法》，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页。
[5] 参见[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6] 参见姬亚平主编：《外国行政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7] 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8] 参见李龙主编：《西方宪法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9] 参见[英]戴雪：《英宪精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06—414页。
[10]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页。
[11] 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12] 参见[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7页。
[13] 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14] 同上，第13页。
[15] 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