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请?上台作反腐报告

　　　　　　　杨涛


近日，笔者随意浏览新浪网，便看到不下十条有关贪官落马的新闻。第一条是关于重庆市宣传部长张宗海的消息，张宗海因涉嫌受贿于2004年4月份被审查并“双规”，其主要问题是受贿300万元和生活腐化。第二条是关于江西省原上饶市市委书记余小平的消息，江西省纪委的通报称其道德品质败坏，嫖宿卖淫女；生活作风糜烂，长期包养情妇；指使某中学校长违反规定将儿子推荐为省级优秀学生，并弄虚作假保送到北京某大学就读。接下来还有广州番禺区原区委书记梁柏楠涉嫌受贿被查处等消息若干条。
看到这些贪官纷纷落马的新闻，笔者不禁有个担心，今后请?上台作反腐报告，才不会产生今天还在台上反腐倡廉，明天就成了反面典型的黑色幽默呢？
请党政一把手给大家敲警钟吧，万一他又是个余小平第二个，暗地包养个情妇，不又让人笑掉大牙；那就请宣传部长来吧，恐怕又不行，?都知宣传部是个清水衙门，可张宗海居然冒出个受贿300万：实在不行就请反腐的人来，总可以了吧，岂慢，被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8家单位荣记一等功，人称“反贪标兵”的原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韩建林，由于涉嫌违纪，目前已被立案审查。天啊！这么多部门的官员，难道居然找不到一个让我们能放心上台作反腐报告吗？
那就只好让咱们的小老百姓中找个上人上台作反腐报告吧，这也许可能还让我们更放心。这倒不是说老百姓的廉洁意识、道德水平就一定比官员更高，关键是至少老百姓不掌有权力，腐败还找不上他的门槛。
话虽这么说，但笔者也知道自己的推论过于偏激。毕竟，某些官员的腐败不能代表所有的官员，即使是执法、司法部门的人员腐败的行为令人难忍，但事实上也只是少数人，官员当然有资格上台作反腐报告。
不过，下面二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不让笔者真正担心官员上台作反腐报告的黑色幽默会一再重演。
一是如果我们的制度不确实解决防范官员的腐败的问题，官员的“前腐后继”的事情必将永无休止。某省三任交通厅长相继落马的事情令我们揪心，也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人性弱点，追求私利可谓是人的天性，我们万万不可将廉洁完全寄托于人的道德自律，制度的防范永远是我们反腐的第一要务。
二是如果我们的监督不能确实到位，腐败分子必将无所畏惧，永远会心存侥幸。如果我们的纪检部门、检察机关还受制于同级党政，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如果我们的纪检部门、检察机关监督的对象还是仅在于下级官员而不能对同级官员监督，那么腐败就不能得到近距离、及时、有力的监督，腐败分子也将视是否被上级的查处视为一种运气，腐败的脚步也不会得以遏制。我想即使中纪委再招兵买马一万人，恐怕其效果还是治标不治本。
制度建设不完善，法网不严密，老百姓就永远有理由怀疑，今天在台上给我们作反腐报告的官员，明天会落马吗？那么，指望他们对反腐报告充满信心的愿望也可能落空。如果老百姓对反腐没有了信心，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愿，请官员上台作反腐报告不再会是个问题！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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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本源论
----浅析劳动法律基本原则

杨青贵


关于法律本源问题，我在《法律本源论》中已作出了初步的大体预测和论述。我依然坚持认为法律的本源问题在于“利益”。法律的职能，亦既特定的立法本体，以一定价值`观念为基础取向，在保护相对稳定与和谐的利益体系前提下，在一定限度内给主体划定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追求利益的领域。法律旨在建立`维护与不断完善相对和谐`稳定”法律利益关系体系”。
当今法学界，将法划定为三大类，即公法`私法`社会法。民法作为以调整“利益”为基础的劳动关系和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属于社会法调整的范畴。作为法本源的利益也贯穿其间，劳动法的主体基于利益关系而联系；其调整对象正是主体双方之间某些程度或方面之利益与不利益关系状态；调整方法也是维护立法本源价值，“法律利益关系体系”。至于劳动法基本原则问题，法学理论界存在宪法移植说、高度抽象说、主辅关系说等莫衷一是的学说观点。在此，我想以“利益”角度出发提出一些希望具有建设性的原则。
一．“利益”兼顾原则。劳动法宗旨在于维护劳动者利益，这不仅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之社会主义国体的体现和要求，更是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顺应法治潮流的要求。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存在一个思想的“利益”法律体系，和谐、稳定是其特征，劳动者作为该体系之一方成员，其活动和行动基础是“利益”，劳动法正好司基于理想膜态中对劳动者利益保护问题而设定为法律宗旨，并实践。就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实行劳动行为自主与标准制约同按劳分配（生产要素）相结合来讲，不仅是机遇国体和劳动付出的不可回复性和返还性原因，更是基本发源的要求，维护法律关系当事人“利益”的安全性！
此外，劳动法在突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兼顾用人单位的利益，用工方也是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方，理应受法律的保护，其利益获得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法律允许用工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一定的积极作为或不作为行为，从而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如经营活动中制定合适的规章制度，搞好经营，尽可能充分发挥各种积极因素，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行为，正是兼顾劳动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利益的体现。法律允许其自由行使权利（限度内），以利益为这一切作为或不作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二．向“劳动者利益”倾斜保护原则。在劳动法律关系中，虽然当事人双方利益仅为相对稳定和谐状态，如果放任双方自由“逐利”，而处于相对弱势的劳动者来讲，其利益之获得难以得到安全保护，所以，为了维护已成“法律利益和谐体系”免受破坏，必须倾斜保护“劳动者利益”。劳动法中，正式予以体现了。例如：
1.建立工资制度，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和津贴制度，在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问题，并对劳动者基本安全利益进行维护，以实现相对弱者的利益。
2.规定了劳动者其他方面的权利，还规定了用工方义务，以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实现。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如：劳动者安全制度，女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职业培训制度以及对争议进行处理，劳动监督制度等，
总之，我国劳动者“利益”的保障不仅限于宪法保护，并以基本法，法律及法规规章中都能发现。这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正确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体现。更体现了国家法律对“相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实践保护，最终实现“法律利益和谐体系”的维护和科学完善。
三．实现主体利益而受义务归制原则。正如作为市民社会表现的民法之安全价值，其基本要求之一，为私域安全，即“一个人的自由应该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限”（《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方法》 博登海默 邓正来译）。坚决反对一方利益的实现及其最大化以另一方利益的牺牲为基础的“不当行为”。法律在创造和谐而稳定的相对“法律利益和谐体系”的时候，必然考虑到人的逐利本性和私性，在法的体系中为关系主体双方（或几方）设定追求各自“利益”行为或不作为的可能性，但是，仅有权利则会产生破坏行为，甚至可能破坏“法律利益和谐体系”，对他人、社会、国家造成无比巨大的危害性和破坏力。所以，必须对“逐利”行为进行一定标准的归制，便有了义务之存在必要性，这正是基于维护和完善以一定价值取向为基础的“法律利益和谐体系”的要求和必然性而存在。
劳动法中，不仅考虑到双方利益的实现问题，赋予了主体相应的行为或不行为的法定权利，并在一定限度内给予自由，如：自由协商等问题，更为了他人、社会、国家利益和价值的实现而归制了许多必要义务。力求兼顾双方利益，维护以国家为代表的国家社会利益，不允许“过分”行为的存在与破坏。其实，作为以社会和谐为正常状态的表象的国家社会“法律利益和谐体系”也是劳动法规制的更本，主体的行为自由以法定为限，只能在划定之行为空间作为或不作为，这也是限制较严的！例如劳动安全卫生保障制度正是在维护佣工方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对劳动者利益方面进行的保护，属于法定和一定限度内的归制。
四．劳动法律关系领域和谐、稳定、安全原则。这属于劳动法原则的根本性要求。法律在法权模型中为人们创立了较使用的，可行性强的社会法律和谐状态模型。既有权利与义务的赋予与最制，又有纠纷解决及责任承担问题的规定。其以法定权利与义务为基础，以责任承担等为保障手段，利用公权利对法权模型状态进行维护，正式在这种背景和社会发展，人的主观认识提高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相对和谐，稳定的“法律利益和谐体系”正在不不断形成维护和发展完善。
综上所述，我们从“利益”本原角度可以对劳动发了做以上四个基本原则的归纳。这正是从发了本原的角度对劳动法问题的论述与解决，从而，简单地概括和分析了劳动法基本原则，这种从本源上论述法律问题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实在性，存在问题也是不可忽律的，值得商榷！
西南政法大学经贸法学院04级7班
杨青贵
2005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