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的原因探究

河南省修武县检察院 黄秋玲

查办职务犯罪向来是检察机关涉及的一个高频词汇，也是检察机关的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能不能有力的惩处职务犯罪，也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两会”期间，“两高”报告涉及查办职务犯罪的内容更是会场内外关注的焦点，各种查办职务犯罪的数字被媒体大量解读。由此看来，检察机关作为查办职务犯罪的主要力量，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现象存在的原因、探究职务犯罪存在的根源。造成职务犯罪的原因是综合的、多方面的，既有与其他犯罪所共有的原因，也有职务犯罪所特有的原因，甚至还有引起每一个具体案件发生的个案原因。可以说，每起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都是这三种原因的综合效应的结果。下面是笔者按照这个思路来浅析我国职务犯罪的原因及提出几点预防措施。
一、 职务犯罪的共同原因
（一） 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缺陷叠加为某些职务犯罪提供机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展了对城乡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通过改革，为我们党和社会的肌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同时也要看到，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的过程，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由于两种不同体制混杂在一起，不仅会给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而且也是造成某些职务犯罪和其他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在双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旧体制和新体制在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的同时，它们各自的缺陷也会叠加在一起，为一些犯罪提供条件和机会。如有的人会趁经济管理当中出现的一些漏洞，抓住时机，混水摸鱼，在“空档”地区打“擦边球”，进行贪污贿赂。所以有些外国评论家在分析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现象的原因时，也很衷恳地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交叉，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混合，使一些贪欲膨胀的干部有机可乘。在这种混合制度下，他们得以去钻多种经济和多种调节手段的空子，以达到其混水摸鱼，变相出售手中权力以自肥的目的。
（二） 权力与经济的互相转化为某些职务犯罪提供了可能：通过改革，政企分开的问题已有所改善。但是，在经济生活中，经济权力化，权力经济化，权力与经济互相转化的现象，还相当严重地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必要的监控机制，一些不正之风便成为职务犯罪的温床。例如，在这样的经济运行中，政府的批文、领导人的签字，都有可能成为商品而被出卖。因此，某些握有这些批准权的政府部门及其他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就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向他人索要、收受金钱、财物或其他非法利益，而有些人为了获得这些批件、批文，也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向这些掌握批准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拉关系，找门路，甚至用金钱财物来赎买。这样，有权势者无需任何资本，也无需付出任何劳动代价，就可以在批个条子签个字，或签了一张“许可证”、“营业执照”之后，获取非法收入。在这里，权和钱发生了共振效应，这种共振效应，从客观上为行贿受贿等职务犯罪提供了可能。
（三） 官僚主义现象仍是现行干部制度中存在的一种弊端：这种现象必然会导致滥用权力或不正确行使权力，致使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等渎职犯罪的产生。一些负有管理国家某项事务的职权的工作人员，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是相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甚至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父母官”，人民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对人民发号施令。这就是为什么当前社会上会出现一些令人发指的利用职权对无辜的公民进行非法管制、非法拘禁、报复陷害、刑讯逼供等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资本主义的奢侈生活方式是产生职务犯罪的思想根源：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向我们敞开了大门，同时它的腐朽的生活方式也以各种形式在向我们国家渗透。在这种腐朽生活方式的巨大诱惑下，必然会引起某些人的羡慕和追求。但是，由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物质财富还并不充足，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下，因此，某些追求奢侈腐朽生活的人要靠自己正当合法的劳动所取得的收入来实现自己的追求，还是比较困难的，在靠自己的诚实劳动无法实现但又拼命追求的情况下，那么只有通过犯罪的途径来实现。手中有权力的，就以出卖自己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或者直接将自己有权支配的国家财产占为己有。
（五） 社会分配不公与消费上的攀比心理是产生某些职务犯罪的诱因：社会分配不公是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的人不付出任何劳动或很少劳动，就能一夜之间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而有些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几乎与这些人不成比例。因此当他们发现别人家里装备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和家具，生活上比较宽裕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攀比心理。当他们不能通过自己的工资收入来满足这种攀比心理的时候，必然会出卖手中的权力，通过出卖权力来获得他人已有的现代化生活设施。比如有的人对自己的工资低不满，认为“十年科技评高工，十年经理成富翁，十年干部一场空，”遂用权力搞“堤内损失堤外补”；有的人持着“一切向钱看”的心理，认为金钱万能，“理想、道德，不如多得”；有的领导为送子女出国深造，利用手中权力，索贿受贿；有的人虚荣心极强，争强好胜，总想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有的人甚至为了获得钱财，不惜出卖法律，贪赃枉法、私放罪犯、出卖国家机密等。这样，行贿、受贿、贪污、挪用等职务犯罪便会由此而产生。
二、 职务犯罪的特有原因
造成职务犯罪除上述一些共同原因外，还有造成职务犯罪的特有原因。笔者总结的有以下几种。
（一） 国家职能的某些直接操作者在职务上的便利为职务犯罪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由于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地操作着国家的某项职能，承担着某种职务，这就为他们利用职务进行各种犯罪提供了方便条件。 所以，在我国职务犯罪常常与行业不正之风联系在一起，具有行业上的特征。对国家某项职能的直接操作，易滋生某些具有行业特征的职务犯罪。当然,这倒不是说直接操作国家职能就一定产生职务犯罪，但它毕竟为实施某种职务犯罪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 职务的多源诱惑对产生职务犯罪有重大影响：由于职务表现为对某一具体事项的决定权或者权力，那么它就会招致各种各样的诱惑，企图影响决定权或权力的行使。当一个人在受到各种各样诱惑的情况下其犯罪的机率显然要比在没有任何诱惑下的机率高。这正如一台天平，一旦两边的砝码不一样重，那么它的重心就会失去平衡，从而整个天平会朝向砝码重的那一边倾斜。如一些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索取个人利益的筹码，他们利用物资分配、项目审批、资金借贷等权力，大搞权钱交易，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
（三） 职务的强大后盾致使职务犯罪分子有恃无恐：职务主体凭借国家的强制力量为实施犯罪提供了方便条件，因此这是导致某些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职务主体都代表国家行使某种权力。他们可以利用代表国家行使某种权力之机，假公济私，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者打击报复，陷害他人。此外，由于职务主体是代表国家行使某种权力，有国家的强大力量作为后盾，那么这就往往使职务主体产生一种变态的自豪感，而这种变态的自豪感又会使职务犯罪者变得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导致滥用权力，胡作非为，从而产生非法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等方面的职务犯罪。如一些人自恃自己是能人、功臣，对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并有人为自己撑腰，因而为所欲为。
（四） 职务犯罪的隐蔽性使职务犯罪分子产生了侥幸心理：职务主体在利用职务进行犯罪时，往往具有隐蔽性产特点，这就会使职务主体对犯罪产生一种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利用职务进行犯罪不会被人发觉，在这种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一些职务主体自然会自我解除心理上对刑罚的恐惧，毫无顾忌地去实施各种职务犯罪。如一些人自恃手段高明，有一定的作案经验，攻守同盟牢固等，认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不会被发现。
三、 职务犯罪的个案原因
若就某一具体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的原因来说，除上述一般原因外，还有每个职务犯罪案件的个案原因，这种原因显得更为直接。
（一） 职务主体的个人品质对于某一具体职务犯罪案件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秉公执法，兢兢业业，对国家和人民奉献一生；而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却贪赃枉法，假公济私，玩忽职守，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这就是国家工作人员本人的品质上的原因。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个人品质好，秉性忠直，不谋私利，任劳任怨，因此对于外界的各种诱惑都能自觉地抵制，在处理问题时能秉公执法，在对待工作时能认真负责，因此他们即使身处滋生犯罪的土壤中，也能拒腐蚀而永不沾。有的国家工作人员由于传统的革命理想教育淡化，个人品质就不那么好，甚至十分恶劣。他们法律意识淡薄，贪欲膨胀，自私自利，瞒上欺下，灵魂肮脏，就如苍蝇逐臭一般去寻找犯罪的机会，一旦具备了某种犯罪条件，就会实施犯罪。所以当社会上还存在着某些滋生犯罪的土壤的时候，生活在这种土壤上的每一个人是否会去实施犯罪，成为罪犯，个人品质就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二） 职务主体的政策业务水平低：某一具体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应当说与职务主体的政策业务水平也是有关系的。可以说，职务主体的政策业务水平低，素质差，是导致某些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家工作人员的政策业务水平和素质普遍有待于提高，有的国家工作人员政策业务水平很低，工作简单粗暴，结果往往导致一些职务犯罪的发生。
（三） 职务主体具有犯罪机遇：一般来说，一个人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
会实施犯罪，他们总要寻找到合适的机会。一般来说，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经济方面的职务犯罪，往往会在隐蔽的情况下发生，并且职务主体能直接经管或有权支配这些公共财物，或者职务主体与行贿人之间存在着权钱交易的条件。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方面的职务犯罪，一般都在与被害人之间产生某种利害关系或矛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职务主体犯罪机遇对于其实施职务犯罪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国家工作人员想实施某种职务犯罪，可能因为没有机遇而不得不作罢，但一旦遇到这种机遇，他就会把犯罪的愿望变为犯罪的现实。
（四） 被害人的某些致害因素：职务犯罪被害人是指因职务犯罪而直接受到某种损害的人员。职务犯罪被害人自身存在的某些致害因素，往往也是造成某些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犯罪心理学家山根清道在他的《犯罪心理学》一书中说到“被害者学已经阐明了被害人之所以成为被害者的特性，而且弄清了犯罪并不是单纯地由加害者造成的，而是在两者的动力学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当然这里所说职务犯罪被害人自身存在的某些致害因素对于导致某些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要为职务犯罪分子开脱罪责。这里只是想通过探讨被害人在促成某些职务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如何达到从被害人这个角度来预防、减少职务犯罪发生的目的。因为仅仅通过打击行为人即职务犯罪分子，而不加强被害人的自我保护能力，就如医生仅给病人吃药而缺乏病人的有效配合一样，很难将职务犯罪这一社会病态治好。
五、此外，反贪污贿赂机关尚未形成强大的震慑力量，群众对反贪肃贿斗争信心不中足，积极性不高以及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等也是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之一。
六、几点预防措施
在我国，职务犯罪是较为普遍的一种犯罪，在整个犯罪中占有一定比例，因此，如何预职务犯罪的发生，是司法机关乃至全社会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任务。在此提出几点预防措施：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消除职务犯罪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消除产生职务犯罪的某些条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净化国家工作人员的灵魂；加快立法步伐，完善立法，加强执法，充分发挥法制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的作用；充分发动群众，加强被害人的自我保护；加大打击力度，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廉政建设。








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也需要谦抑——孙武“慎战”思想的启示

董伟


前言：

　　本文试从分析行政处罚中的不良现象入手，进而进一步阐明行政处罚行为与行政处罚目的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想从执法层面唤起大家对法的精神和执法理念的重视，使基层行政处罚工作上一个台阶。
　　孙武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后人尊称其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其所著的《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他在《孙子兵法》第十二篇《火攻篇》中提到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这段话的意思是：不是有利不行动，不是能胜不用兵，不到危机紧迫之时不轻易开战。国君不可因愤怒而发动战争，将帅不可因气忿而出阵求战。对国家有利才行动，对国家不利就停止。愤怒可以恢复到欢喜，气忿可以恢复到高兴；国亡了就不能复存，人死了就不能再生。
　　孙武的“慎战”思想使笔者不由联想到公法领域所倡导的谦抑理念，尽管它们所作用的领域不同，但它们的目的是何其相似。谦抑的本意是谦逊推让，用于公法领域引申为“缩减或者压缩”之意，作为一种方法其具有基本方法论价值。而行政处罚直接牵涉被处罚人的利益，本着既要达到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又要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立法初衷，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乃至整个行政处罚领域中倡导谦抑理念。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认为：在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中，应慎重实施行政处罚，对行政处罚应秉持“不得已而用之”，不能处罚的一律不处罚，可处罚也可不处罚的边际，不处罚。笔者之所以要在交通行政处罚中倡导这样的理念，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在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中倡导谦抑理念,是落实社会主义法冶理念内在要求的需要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法冶理念相对于包含谦抑理念在内的其它一切执法理念而言，它是最根本性的、起决定作用的理念。而交通运输行政处罚是行政处罚门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赋予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执法权。而我们实施行政处罚总的原则就是从我们实施运输管理的目的，即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保障道路运输安全，保护道路运输有关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道路运输业的健康发展这一大局出发，在运输管理的政策、法规的范围内，尽可能的控制处罚的频率，保证整个执法活动的公平、公正，使运输管理的目的得以顺利实现。

二. 在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中倡导谦抑理念,是减少或消除处罚中滥罚现象的需要

　　交通部自更名为“交通运输部”后，运输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如何依法管理好运输市场，就成了摆在我们所有运政执法人员面前的一个现实性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赋予了县级以上运输管理机构的执法主体地位和处罚权力。在依法对运输市场实施监管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存在着滥罚的现象。以查处擅自改装车辆为例，尽管《条例》赋予了对擅自改装车辆的处罚权，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些执法部门不去调查车主擅自改装车辆的目的，不管这样的改装行为是否给运输安全带来隐患，只要发现运输车辆的实际尺寸与道路运输证或行驶证核定尺寸不符，就以“擅自改装车辆”为由对运输业户进行处罚。这既严重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立法精神，也损害了运政执法人员在广大运输经营业户中的形象。甚至在有些地方，以罚款论英雄，以罚款论成绩，进一步滋长了这股风气的蔓延，导致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对立情绪。如《上海市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罚款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手段，本意是为了纠正错误，但现在却变异为完成指标而罚款，甚至是为了部门创收而罚款。长此以往，对运输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我们自身顺利开展运政执法工作是不利的。笔者暂把这种现象称作为罚的“扩张”，这是与“慎罚”的谦抑理念背道而驰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更有必要在交通行政处罚领域倡导谦抑理念。

三. 在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中倡导谦抑理念,也是执法队伍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

　　思想决定行动。运政执法人员的执法理念正确与否，直接影响执法活动的效果和执法人员在社会上树立的执法形象，我们运政执法人员要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法冶理念为指导，本着执法为民的思想，多一些服务理念，多一些谦抑理念，少一些执罚理念，少一些急功近利思想，以运输市场秩序是否明显改善、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我们执法工作的标准，努力提升自身的法律素质和思想境界，努力塑造健康的行政人格。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经济开始复苏，运输行业慢慢回暖的时候，让我们这些管理人员、执法人员多一点仁心，多一些善举，多为我们的管理对象在组织客、货源，办理相关手续等方面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想这既是为我们的管理对象考虑，也是为我们自身的长远发展考虑。因为在运输市场这个统一体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

　　那么究竟如何增强“谦抑”理念在运政执法领域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

　　一.要充分认识到依法依规开展行政执法工作是谦抑原则适用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换句话说，要依法依规“谦抑”。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了“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凡符合条件的，执法机关就不能给予处罚。该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意味着执法人员不能罚态度款。再如我们的江苏省交通厅在继出台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免于处罚实施意见》后，又下发了《关于新增轻微交通违法行为免于处罚事项和明确部分重大交通行政处罚减轻处罚标准的通知》，在钝化社会矛盾，体现执法为民方面作出了表率。
　　二.提升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是处罚谦抑的决定性条件和必要保证。对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人员而言，对有关运输管理的法规、条文不能望文生义，而是要从立法目的和立法意图上去理解和把握，否则极容易造成执法的机械性。以查处擅自改装车辆为例，不能把“尺寸不符”作为擅自改装的唯一标准，而是要从这样的行为是否具有实际危害性，是否带来了运输安全隐患的角度来考量；再以查处黑车为例，对当事人的一次性收费行为，笔者认为，不宜按照非法经营处罚，因为认定非法经营，要以当事人经营行为的连续性、多次性、固定性、职业性为参照标准，对一次性收费行为可以记录在案，只有当事人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的认定标准，同时对经营秩序造成了破坏，才可以实施处罚。否则，将更加导致管理对象的不满情绪，增加不和谐因素。这与构建和谐的执法环境是相背离的。
　　三.适用谦抑原则不能走入误区，即作无原则的谦抑。如果我们该管的不管，该问的不问，该处罚的不处罚，该重罚的轻罚，只会使我们的运政执法工作失之于宽，这同样背离了执法的方向和根本目的，也是法律所禁止的。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谦抑”原则的深刻内涵，并将它正确运用到我们的运政执法领域，我想它对提升我们运政执法的质量、树立运政执法人员的良好形象和构建和谐的执法环境都是有好处的。
　　最后，笔者总结一下自己的观点：社会主义法冶理念是深深根植于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壤中的，社会主义决定了社会主义法冶理念的性质，而社会主义法冶理念又决定了谦抑理念的本质。两者统一于以人为本、执法为民。因此笔者所倡导的谦抑理念应当是全体运政执法人员乃至所有行政执法人员都要树立的理念。（作者单位：盐城市亭湖区运输管理处）